二戰人物傳記專題

Franc

作者前言
山本五十六是倭帝国海军最著名的战将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倭法西斯疯狂向外侵略扩张的代表人物。他亲自策划、指挥偷袭珍珠港，揭开了太平洋战争的序幕。他指挥的倭联合舰队，曾横扫整个西太平洋，骄横不可一世，为倭军国主义征服亚太，称霸世界立下了战功。
作为倭法西斯对外侵略的急先锋，山本遭到各国人民的极大痛恨。1943年4月18日，美军在“干掉山本”的口号声中，于南太平洋布于维尔岛上空伏击了他的座机，终使山本一命呜呼，魂飘太平洋。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大战结束后，山本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46年1月，山本的老对手、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充满敬意地对报界发表声明说，山本与倭陆军的观点不同，是坚决反对与德意轴心结盟的，也不主张与美英开战。自此以后，有许多在战时对山本恨之入骨的美国人反而对他充满了敬意，更有许多倭人把他说成是反战的英雄，有远见卓识的伟人。那么究竟是什么引起了人们对山本看法的改变？山本究竟是战争罪犯，还是反战英雄？层层迷雾笼罩在早已死去的山本五十六身上。
毫无疑问，山本是倭最具法西斯侵略胆识和伎俩的将领。山本一生不平凡的经历，使他成为无论在倭还是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的人物。
山本出生在倭一个贫困的旧武士家庭，经受过艰难困苦生活的磨练，早年在参加过倭俄战争。他性情峻冷，喜欢赌博，善于判断，勇于创新。他既有无比坚毅的意志，又有清醒健全的理智。像许多武士的后代一样，他还有渴望为倭酋建功立业的强烈欲望。这使他具备了成为一员战将的基本素质。
山本在倭海军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是倭海军航空兵的缔造者，在世界海军作战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他开创了海上航空打击时代，第一次把航空母舰编队投入实战，使偷袭珍珠港成为世界海战史上最成功的战例之一。
作为一员战将，山本一向深谋远虑，算度准确，胸有兵机，用兵以突然、迅速和敢于冒险而著称。拿破仑在谈到优秀将领的标准时说：“要在一个人身上发现伟大将领所具备的各种品质，那是很难得的。最为理想的是，一个人的机智和才能，能与性格或勇气相互均衡。果能如此，也就与众不同。着勇气过人而才智不足，则易于鲁莽从事而缺乏深谋远虑，反之，若才智虽优而勇气不够，那他又会不敢毅然实行其计划。”山本喜欢赌博的天性，使他既具有赌徒的冒险心理，又不乏理智的谋算。这在他指挥袭击珍珠港作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大胆的想象、严密的推论、准确的计算，令他的反对者和敌人感到震惊。或许正是依靠这种在技术和战术领域里的创造，依靠使用航空母舰编队这种反常规新战术的强大威力和巨大震撼力，才收到太平洋战争初期倭军连胜、盟军连败的奇效。应当说他达到了武将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中国古代著名的战略家孙子曾说过：“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山本作为一名辅国之将，不仅尽自己军人的天职，而且关心国家的成败与兴衰。他有过多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多次参加海军裁军谈判，与一般的将领相比，他对国际事务有着比较透彻的了解。在关系到倭帝国生死存亡的选择盟友和开战对象上，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位倭军将领考虑得都更全面，更符合实际。他基于倭资源和经济力量脆弱的弱点，坚决反对同德意结盟，不主张过早地同英美开战。他说：“战争需要国力、金钱，舍此无以支持战争，”“看看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得克萨斯州的油田和遍布美国全国各地的工厂，便不难得出应得的结论。”“倭同德意相距遥远，如果同它们结成同盟，我们势必陷入同强敌美国在太平洋上孤军作战的困境。其结果，只能是为他人而火中取栗。”针对首相近卫的战争打算，他回答说：“如果一定要同美国交战，我只能坚持一年到一年半。”虽然不能像一部分倭人认为的那样，“如果政府采纳了山本的意见，倭不会遭此惨败”，但山本的意见毕竟更具现实性，在战略上高人一筹。
任何一位历史人物，都是生活在一个大时代中，周围的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他，在他身上留下深深的时代烙印。山本所处的时代，是倭法西斯猖撅横行的时代，毫无疑问，山本是一名主张扩张的大军阀，他与一般法西斯侵略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更多的计谋和理智，他是一名懂得如何更好地侵略扩张的出色的资产阶级军事家。正因此，他较之一般的法西斯将领就更富于冒险性、危害性。
本书依据大量、丰富、真实的历史资料，详述山本五十六一生走过的道路和他多方面的活动，着力反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战指挥及其特色，并注意捕捉那些足以反映其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的生动细节，揭露倭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野蛮性和凶残性。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偏颇与疏漏之处，敬期读者批评指正。
接培柱
1993年7月12日

Franc

作者前言
1944年10月19日，正当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约瑟夫·沃伦·史迪威上将雄心勃勃地准备接受对所有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却屈从蒋介石的强硬要求，突然解除了他在中国战区的职务——这就是引人瞩目的“史迪威事件”。
日月穿梭，斗转星移，半个世纪过去了。
1994年10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来到山城重庆的史迪威将军旧居纪念馆，向刚落成的史迪威将军塑像献上了一只花圈，并发表讲话，高度赞扬了史迪威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建立的合作关系——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官方对50年前所发生的事件的追悔呢？
史迪威将军和中国、和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二战时的中美关系都有着很深的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仔细地了解一下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平和业绩。
史迪威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帕拉特卡，长在纽约州扬克斯市，定居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市的卡梅尔。他不像有的人那样，以自己是欧洲移民的后裔为骄傲，而更愿意把自己称为地地道道的美国人。同时，他一生中曾5次来华，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和战斗了13个春秋，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和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化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时常反复地强调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
他17岁考入美国西点军校，到63岁因病逝世，从少尉晋升到四星上将，度过了46年的军旅生涯。他曾在美军基层部队里服役，也曾在西点、本宁堡等军事学府中执教；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烟中出生入死，也曾在军事情报战线上纵横驰骋。然而，他的军事实践中最富有光彩的一页，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书写的。
1937年7月，当卢沟桥头燃起抗日烽烟之时，史迪威正在北平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他立即组织了情报小组，密切注意战争的动向。他向美国政府建议，应“以提供贷款和军事装备的形式对中国进行援助”；并对正面战场的失利分析说，“蒋介石对其统帅机构里的混乱负有直接责任”。
1939年9月，史迪威任驻华武官届满回到美国，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立即投入了扩军备战的浪潮中。他从旅长、师长升至军长，在美军的多次大规模演习中显露才华，成为最受陆军参谋长马歇尔赏识的指挥官之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盟军中国战区于翌年11月正式成立，史迪威于3月受命来华，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上任伊始，他便奔赴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作战，以保卫中国当时仅存的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不料惨遭失败。
此后，他领导开辟了“驼峰航线”，尽力扩大对华援助；建立了印度兰姆加尔和云南昆明两个训练中心，用以整训和装备中国军队；积极建议蒋介石改革军事制度，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要求蒋介石取消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集中力量用于对日抗战；组织和派出美军观察组赴延安，并准备直接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提供美国援助。
1943年12月，史迪威率领中国驻印军向缅北发动反攻，给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军第18师团以歼灭性打击，于翌年8月胜利攻占密支那。同时，他积极推动中国远征军向滇西反攻，以便与驻印军在缅北会师，打通中印公路。恰于此时，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0号作战”，国民党军队遭受严重失败。
1944年7月，罗斯福多次建议蒋介石，由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前线总司令，统一指挥国共两党的军队，以挫败日军的进攻。蒋介石开始时采取拖延战术，9月则以强硬态度要求美国方面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为拉住蒋介石以维护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终于做出妥协，于10月19日决定将史迪威从中国召回。
史迪威将军为人正直，性格刚烈，生活道路曲折坎坷，特别是他在中国的13年有许多传奇故事。读过本书，您可以全面地了解史迪威将军多姿多彩的一生，也可以看到一位正直的战将如何被湮没在令人难以捉摸的政治漩涡之中。
张文苑张星星
1994年12月

Franc

第01章、早期的经历
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于公元1896年12月2日出生在莫斯科西南卡卢加省的斯特列尔科夫卡村。他父亲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是个穷鞋匠，母亲乌斯金妮娅·阿尔捷米耶芙娜在一家农场干活。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回顾了自己的身世：
我家住的房子座落在村子中央，房子很破旧，一个屋角已经陷进地面很深。墙壁和屋顶长满青苔和杂草。全家只有一间屋子。屋子有两个窗户。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这所房子是什么人在什么年间盖的。听一些老人说。原来这儿住着一个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为了摆脱生活的孤寂，从孤儿院领来一个两岁的男孩——我的父亲。我父亲的生身父母到底是谁，没有人说得出来。我父亲自己后来也不想去打听自己的身世。只听说，他是在三个月的时候被妈妈丢在孤儿院门口，身上还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没有人知道这位可怜的妇女为什么要把孩子丢给孤儿院，恐怕她走上这条路，也不会是因为不爱自己的儿子。很可能是为生活所迫。
……

Franc

《二战将帅系列传记》的序言

Franc

第00章、前言
也许，阿道夫·希特勒是20世纪撼动历史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毫无疑问，谁也没像他那样毁灭了如此众多的生灵和招来如此巨大的仇恨。他曾博得了广泛的尊敬，也曾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希望和理想。在他死后的30多年间，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对他的看法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今天，我们对与他同时代的其它领袖人物——罗斯福、丘吉尔、墨索里尼、斯大林——的看法已经不同了，比较客观了，但希特勒的形象却仍与从前一样。在希特勒的某些追随者看来，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失败的救世主；在其它人眼中，他仍然是个疯子，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个蠢才，是个不可救药的杀人犯。他的某些成就，纯系通过罪恶的手段取得的。
与许多人一样，我本人的生活也曾受过希特勒的破坏，在写他时，我尽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把他当作百年前的古人来写。我会见过许多深刻了解希特勒的人物——有崇拜者，也有嘲笑者。许多人对不幸的过去均侃侃而谈，且谈得很详尽。数年前的那种一谈到元首及其行径便因害怕观点会遭到歪曲而表现出来的吞吞吐吐的情形，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我与希特勒的副官们(普卡梅尔，贝罗，恩格尔，根舍，温舍和舒尔兹)、秘书(特劳德尔·容格，格尔达·克里斯蒂安)、飞机驾驶员(波尔)、医生(吉辛，哈塞尔巴赫)、心腹军官(斯科尔兹内，鲁德尔)、心腹建筑师(施佩尔，杰斯勒)、第一个新闻发布官(汉夫施坦格尔)、军事领导人(曼斯坦因，米尔契，邓尼茨，曼特福尔，瓦力蒙)及他最崇拜的女人(里妮·莱芬斯达尔，特鲁斯特教授夫人，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夫人)等会见的次数不下250次。这些会见作录音的就有几十次，这些录音带现在国会图书馆内保存。会见时的谈话，已列入本书的，其本人均读过有关章节。他们不但作了修改，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为了解开希特勒之谜，我还使用了众多的文件、报告和专题研究文章：美军反情报部的档案，包括一个特工人员与希特勒的妹妹保拉的会见记录；国家档案局未发表过的文件，例如，1918年对希特勒作的精神病之秘密报告；英国政府档案馆未公布过的文件；新近发现的戈林与纳格莱里1924—1925年间的通信，这些信件为纳粹与法西斯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证据；希姆莱的秘密讲话；未公布的日记、记录、回忆录等，包括希特勒的最年轻的秘书特劳德尔·容格的回忆，该回忆作了不少披露。
我这本书没有主题，书中若有什么结论，那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得出的，其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这点：希特勒要比我所想象的更复杂、更矛盾得多。格拉汉姆·格林笔下的一个人物说过，“最伟大的圣人，历来是那些具有超凡作恶能力的人们，最凶恶的人有时也难免有点圣洁之情。”由于天堂被剥夺，希特勒选择了地狱——说实话，他是知道这两者是有所区别的。因为受到要将犹太人从欧洲大陆上荡涤净尽的美梦的折磨，到头来，他仍不外乎是个卍字骑士，一个变态的天使长；是普罗米修斯和柳西胡的混神。序幕背后插刀
(1)
1918年10月中旬，一列满载伤兵、车身两边贴满了革命口号的火车，缓缓驶过德国，朝帝国东部边界安全地带驶去。
在车内的数百名伤兵中，不少是刚在比利时的一次毒气战中被毒瞎了双眼的伤员。13日晚，英军以毁灭性的炮火猛轰德军前沿，然后便施放毒气。这次炮击，系三个月前战局急转直下以来德军所承受的一系列无情打击中最猛烈的一次。德军虽在后撤，战线也在弯曲，但未崩溃。在这次战役中，首当其冲的是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兵团，他们躲在山间和田野间的战壕里，抬不起头来。战场已被打得七零八落，到处是弹坑，简直成了沼泽地。士兵们个个精气力尽，蜷缩在战壕里；英军的炮弹在他们四周一颗颗爆炸，将地面撕裂。德军阵线上，谣言四起，说不少德军业已哗变，这又使他们没精打彩，士气低落。老兵们全身麻木，新兵则吓得魂不附体。
猛然间，一阵被炮弹掀起的尘土，带着刺鼻的品味，涌进战壕。不知谁高喊了一声：“毒气！”这是他们首次碰到芥子气。有人闻着，它是香气；有人闻着，它却辛辣刺鼻，但人人的情况均相同：它不绝于鼻。士兵们慌忙戴上防毒面具，弯腰曲背，一动不动地靠着战壕的土墙。几小时过去了。防毒面具内的空气已变得浑浊不堪。有个新兵，因憋不过起来，将面具取下，以图吸取新鲜空气，但吸进的却是致命的毒气。
“毒气一进他的喉咙，他便仰身倒地，窒息得口吐白沫，咕噜作响，接着便慢慢死去。”
到了拂晓，毒气才慢慢消散，可炮击又重新开始。士兵们撕下面具，大口大口地吸着清晨的空气。“空气中还带着芥子味”，有个人写道，“还充满了火药味。但对我们说来，这已算是天堂了。”这阵间歇却又是短暂的。这是旨在使敌人疯狂的一种残酷的、无从预测的方式——喘息未了，空气中又充满了毒气和硝烟。来不及戴面具的，像新兵们那样，便立即翻身倒毙在地上。那些幸免一死的士兵，个个成了瞎子——只有一人除外，他仍有一点模糊的视力。他向众人建议，大家彼此抓住衣尾，由他领路逃生。这样，士兵们排成单行，跌跌撞撞地前行，半瞎的领着全瞎的，一直来到第一个急救站。
在被从窒息的死亡中营救出来的士兵中，就有一名年仅29岁的下士，名叫阿道夫·希特勒。
列车带着希特勒东行时，他仍是个瞎子，且处在身心全部崩溃的边缘。与其它受害者一样，他双眼红肿，脸鼓鼓的，像个气球。这些士兵说话的声音，像鬼似的，有气无力，非常可怕。若有护士前来照料，他们往往大发雷霆，予以拒绝。
他们不吃不喝，不准人们去治疗发炎的双眼。不管医生怎样说他们的视力很快可得到恢复，这都无济于事——他们受欺骗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所需要的，是一动不动的躺着呻吟，将痛苦解除，即使靠死亡来解除也好。
这个身体受伤，意志消沉，15年后竟成为帝国元首的下士，此时尚不明了德国失败到了何种地步。4年前，当德军首次发动强大攻势使比利时军、法军和英军无法招架时，希特勒所在的兵团，曾在同一地区首次血战，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里，竟不可想象地损兵折将达80％。对血气方刚的希特勒来说，这些损失并不令人沮丧，相反，这正是德军之战斗精神的明证。在给慕尼黑房东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可骄傲地说，从第一天气，我兵团就英勇无比——军官几乎全部战死，我们连仅存两名中士。战斗至第六天，我兵团3600名官兵仅存611人。”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德国人都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德国式的英雄气概。然而，时间一月月地过去，战争成了僵持不下的阵地战。两军对峙，中间是无人地带的焦土，只在一方企图突破对方防线时发生冲突，前进数英里甚至数码，都要付出伤亡百万的代价。早期的乐观情绪慢慢消失了。失败主义和失望情绪使像老鼠一样躲在战壕里的士兵们士气低落。在国内，随着英国人的封锁，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被切断，饥饿和痛苦在德国人民中蔓延开来。战争进入第三年和第四年时，德军的思想便从胜利转向活命。士兵们常常斥责高级指挥机关的愚蠢，他们明知再战也无益。也有少数官兵对这种失败主义的议论，嗤之以鼻，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他一再表现英勇，他仍是个下士，不过，尽管未被重视，他也不觉得沮丧。他常常大声呵斥同伴，特别是对新兵，因为他们带来了“内地的毒素”。如有人与他相争，据他的一位战友说：“他便会大发雷霆，双手往口袋里一插，来回踱步，破口大骂悲观失望的人们。”
也许，悲观主义者毕竟是错了。随着1918年的到来，4年来一直处于守势的德军，摆好架势，准备再次发动攻势，除了西线处于僵局，在其余战场上，德军均取胜。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最后是俄国，均已屈服——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屈服，一如它对革命之屈服。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签订的和约，使德国人得到了乌克兰的大片平原——欧洲的面包篮。由于东线敌人已土崩瓦解，德军从东线抽调了100多万人马，开赴法国，以求打破僵局，在西线进行决战。“皇帝之役”——德军高级指挥机关内职位最低却又是关键人物的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所说——即将开始。
那年春天，德军发动了4次强大攻势，迫使英国、法国先后撤退。由于“势成背水”，英军被命令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7月15日，决战在莱姆斯市(Rheims)附近开始，双方都明白，此仗一打，胜负即见分晓。“如我在莱姆斯进攻得手”，鲁登道夫说，“此次战争我们便赢了。”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对此看法表示同意。据报道，他曾说过，“如德军进攻莱姆斯得手，此次战争我们便输了。”进攻失败了。德国已无后备兵源。联军不但有美国师为之加强实力，武器和粮饷还源源不断从美国涌来。
在德军内，逃兵大量增加。无论何处，人们都在议论叛乱和起义。8月初，英军在亚眠(Amiens)附近发动突袭，德军几乎一枪未发便全线崩溃。有时候，凯撒的大兵竟向孤零零的一名步兵集体投降。后撤的部队常对开赴前线的援兵喊道：“破坏者！”然而，事情并非就此了结。德军后撤了，但阵地仍在。如果说失败主义者只是一个，愿意履行军人职责者却数以百计。不过，国内的信念却渐渐消失了。罢工事件此起彼伏，在城市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都在谈论革命。在像希特勒这样的死硬派人物看来，安全的，未受骚扰的后方，以及那里的落伍者、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卖国者，还有对德国这个祖国既不热爱也不尊敬的犹太人，是在最严峻的时刻出卖了战斗的前方。事实上，真正丧胆的是鲁登道夫本人，极力催促文官政府签订和约的也是他。
即使为时已晚，像希特勒那样的强硬派人物依然坚信，只要坚持抵抗，胜利并非不可得，解决的办法总还是有的。前线并未崩溃，后撤进行得井井有条嘛。失败来自内部，而带来失败的正是那些投机钻营者、装病逃避责任者、还有——犹太人。
(2)
由希特勒作盲目证人的悲剧，以及他毫无疑问地加以尊敬的权力的崩溃，为他自己令人吃惊地最终取得权力打开了道路。他所认识的世界是受古代皇室的后裔即贵族统治的世界；所有高级的职务，外交职务以及军界的显赫职务，统统由具有古代贵族血统的人物、具有高级教养和教育的贵族担任。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战壕里，出身高贵和出身低贱的人们并肩作战，该由贵族军官担任的肥缺也逐渐由一般人物填补。
全欧洲的皇族所把持的权力都是虚有其名的权力。在毫无名望的普通人中，出现了像希特勒那样即将铸造实权的人物。这些人物，始时平凡甚至庸俗，但他们驾驭着民众反战的无情巨浪，滚滚前来。他们之所以能驾驭民众，是因为民众反对要人们为谁也说不清楚的目标而做出牺牲的这场战争。
当火车拉着他前往设在波默拉尼亚省之小城巴斯瓦尔克的医院时，自身的痛苦与失望使他的崇高愿望全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但是，经过几个星期治疗后，希特勒恢复了视力。
角膜炎已消去，双眼也已退肿，眼眶之剧痛也开始减轻，“慢慢地，我看清了周围事物的轮廓。”视力一恢复，沮丧的情绪消失了，原来需要柏林大学神经病院主任、精神病专家埃德蒙·福斯特教授专门治疗的精神恍惚症也随之痊愈。由于对芥子气知之甚少，福斯特医生诊断认为，希特勒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希特勒的视力何以能恢复，这原是无法解释的；业已康复这一事实，恰恰证明医生诊断之正确。事实上，希特勒曾有过芥子气轻微中毒的一般症状：发热、红肿、呻吟、沮丧，以及可在数星期内治愈。
视力的恢复还给希特勒带来了希望，使他重新对目前的各种事件发生兴趣。柏林本身已实际上被包围，而新任总理又敦促德皇退位，以便签订停火协议。希特勒曾听人说过，在德国国内，叛乱事件此起彼伏，但他却认为这些传闻纯属谣言。11月间，一天早晨，一群”赤色水手”涌进他的病房，企图说服病人去参加革命。这使他相信传闻了。希特勒原就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又见水手的头人中有三名是犹太青年，他们无论谁都未上过前线，这就使他更加讨厌布尔什维克主义。
“现在，他们却在国内高举红旗。”愤怒令他休克，他不得不再次卧床。“我卧床不起，痛苦万分，却又道不出真正感觉如何。当你觉得德国行将崩毁时，一想到哭泣，我就反感。”不久，11月9日，一位威严的老牧师前来医院探望他。这位牧师证实，叛乱消息确凿。连慕尼黑也发生了革命。
据希特勒回忆，当时病人们聚集在小厅里，“当牧师提到，霍亨佐仑市议会不再悬挂德国皇冠，德国已成为‘共和国’时，众人好象全气得周身发抖。”而当这位年老的牧师在称颂霍亨佐仑所作的贡献时，他“不禁轻声哭了起来，在这个小厅内，人人心头沉郁万分，谁也止不住泪水。”牧师接着说，战争必须立即结束，一切均已失去，人们不得不拜倒在获胜的“盟国”脚下求饶。在希特勒看来，革命是无法容忍的。“我无法再安坐，那怕是一分钟。一切又在我眼前重现。我摇摇晃晃地摸路回到宿舍，一头扑在床上，把头蒙进毛毯和枕头下。”
自11年前站在母亲的坟前(她痛苦地死于癌症)，站在奥地利里昂丁村的坟地里哭泣以来，这是他，希特勒，首次哭泣。他曾在“麻木的沉默中”忍受双目失明的恐惧和失去如此众多的同志所带来的痛苦。“现在，我无法控制自己。现在我才看清，与祖国的不幸相比，个人的痛苦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就在这极端的失望中，他下定了决心。“是步入政界呢，还是继续当建筑师，我一直摇摆不定。现在我再不摇摆了。当晚，我便下定决心，如视力得以恢复，便步入政界。”
希特勒之二度失明，在医学上找不到解释；福斯特医生更加坚信他初期的诊断，即他的病人“是带有歇斯底里症状的精神病”患者。然而，希特勒本人则坚信，他永远失明了。
11月11日，德国在康比恩森林投降。投降所带来的耻辱，使他痛苦万分。生活似乎是无法忍受的。但是，到了当晚，或者次晚，当他在绝望中静静地躺在小床上时，一种“超自然的幻影”(或许是福斯特医生故意招来的)(注：希特勒之幻觉，可能是福斯特医生之催眠术所致。一本书名叫《目击者》的小说相信此说。这本小说系写希特勒与福斯特的，作者是福斯特的朋友埃恩斯特·威斯。他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写小说。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1918年，一位名叫“A·H”的士兵，来到了巴斯瓦尔克陆军医院，宣称自己为毒气所伤。有位精神病医生，即故事叙述者，为他做出了诊断，认为他之失明系歇斯底里所致。医生还用催眠术招来幻觉。)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与圣女贞德一样，他听见许多声音在向他呼唤，要他拯救德国。突然间，“奇迹发生了”——笼罩在希特勒周围的黑影消失了。他重见光明了！如同他允诺过的一样，他庄严地宣誓，他要“成为一位政治家，用毕生的精力，去实现他得到的命令。”
当晚，在巴斯瓦尔克冷清清的医院病房里，20世纪一股最凶残的势力出世了。政治投身于希特勒，而不是希特勒投身政治。

Franc

1.族谱与家世
赫德逊河是17世纪初以启发现者、英国航海探险家亨利·赫德逊而命名的河流。它的源头可上溯到毗邻加拿大的纽约州北端，全长近500英里，在流经奥尔巴尼后蜿蜒南下，纵贯纽约市区，注入大西洋。17世纪初，荷兰移民纷纷沿着赫德逊河在河谷两岸定居，建立了新尼德兰殖民地。大约在1643年前后，有一位叫克拉斯·马腾森·范·罗森菲尔德的荷兰人随着移民潮在新阿姆斯特丹（今纽约市）登陆，然后在附近定居下来。
随着岁月的泼洗，故乡荷兰那个濒海的罗森菲尔德小伸的铁轨——在仕途上与"总统叔叔"比肩看齐——不期而至并从此横亘在他的意识深处。果然，此后罗斯福的政治旅程与长他24岁的特德叔叔如出一辙——纽约州议员、助理海军部长、纽约州州长以至美国总统。
然而，个体生命的驿站却呈示出迥异于特德叔叔的轨迹与景观。罗斯福并没有受到想象中的荫庇。他凭藉的是自己的进取、抗争……甚至苦斗，以及由顽强隐忍和深沉性格支撑起来的自信，亦即对自己的事业抱有的沉静而绝对的自信——他39岁时下肢瘫痪并从此终生与支架或轮椅为伴，病因是小儿麻痹症。他把这飞来的一击当成冥冥中早已预定的命运之约。生理残疾往往使人乖戾、愤世，罗斯福却以健全的心理平衡与防卫机制避免了这种可能性；痛苦也使人宽容、旷达，微温的理智和高度的自尊使他在最令人沮丧的诸事不顺的促狭环境中，也能发现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点滴变通的可能性，这种柔韧而绵长的信念使他永远有梦，政治明星的职业末日感也随之被消解。此后在他生命中的各个时段里，他遭遇了难以数计的反对派和强硬的对手，他们对他的各个方面进行过非议和责难，但都绝口不言他曾经或者会绝望。
在长达8年的蛰伏其中，他调整和校正了表达生存和生命意志的方式。他当律师，表现平平；投身商海，更是一事无成。但当他坐着轮椅进驻帝国州长官邸时，浮躁凌厉变成了圆熟通达，精气内敛取代了锋芒毕露。他了解国事民瘼，洞悉政治行情。他学会了一个人在竭力要飞上天的时候如何在地上行走的本领，对政治角逐场上那些极具法度的攻守进退的微妙之处更是了然于胸。他积累着实力和厚度，醉心于植物学和养马，成了达切斯县一名优裕而悠闲的乡绅。在南北战争前夕，年近古稀的艾萨克成为废奴运动的支持者，他的住所一度成为南方黑奴逃往加拿大的"地下铁路"交通站。
艾萨克·罗斯福第二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1828—1900）即富兰克林的父亲，1828年生于海德公园。1847年毕业于联邦学院。他青年时代思想激进，是个富于朝气，崇尚自由的浪漫主义者。1848年，20岁的詹姆斯去欧洲旅行，正值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红衫军"为意大利摆脱奥地利的控制而苦斗之时，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同情弱者和正义者的行列，在"红衫军"中干了一个月。他回国后即进入哈佛大学，并于1852年在哈佛法学院完成了学业。翌年，他同丽贝卡·豪兰结婚。一年后儿子降临，夫妇俩决定打破罗斯福家族惯用的交替命名法，给儿子起名罗西·罗斯福。詹姆斯从父辈那里继承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还在赫德逊河流域拥有大约200公顷的土地。他平易近人，热爱生活，钟情于充满田园风光的乡绅生活。但他并没有整日沉溺于海德公园的天伦之乐中，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在纽约市区从事他的工商业活动。
生性豪爽、具有浪漫气质的詹姆斯·罗斯福似乎一生都醉心于做大生意。他主要投资经营煤矿业和运输业，担任了德拉韦尔——赫德逊运河公司的副董事长和几家较小的运输公司的董事长。他把从事运输业所获的大部分收益用于投资经营无烟煤的开采，结果在1873年的经济危机中，这个几乎垄断着沥青矿开采的巨大烟煤联合企业濒于破产，詹姆斯和他的伙伴们被愤怒的股东赶出了经理室，从此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他和伙伴们还准备建立一个控股公司，把南方的铁路网络全部垄断起来，这一冒险事业又因周期性的经济萧条而告吹。接二连三的受挫并没有使他们气馁，他们开始策划更大的生意。他们于1887年成立了尼加拉瓜海洋运河公司，计划开凿一条横贯尼加拉瓜的大运河。詹姆斯担任了该公司的经理，作为一名民主党人，他曾资助过克利夫兰的再度竞选，两人私交不错。他设法让克利夫兰总统批准了合股经营法案，随即筹集了600万美元资本投入初期营运，但1893年的大萧条又一次冲垮了公司。即令如此，詹姆斯也没有让外面世界的纷扰殃及海德公园平静的家庭生活，他总是以惊人的意志力将自己的生活分成内外两个似乎永不相交的世界。
1876年丽贝卡·豪兰去世，詹姆斯异常伤心。从此，海德公园的美丽夜晚不免显得有些冷清、单调。好在詹姆斯生性乐观，热爱生活。儿子罗西于次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法学院，随后又娶了艾斯特夫人的女儿海伦·艾斯特为妻。罗西为人随和，聪敏机智，又有外交才能，发展前途不可限量。詹姆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善于自我调节，过着平静而有趣的生活。
1880年春，詹姆斯在奥伊斯特湾支系老西奥多·罗斯福（西奥多总统的父亲）家中的一个小型晚宴上遇见了美丽修长的萨拉·德拉诺。机智风趣、温文尔雅、健康且显年轻的詹姆斯立即博得了萨拉小姐的欢心。两人几乎是一见钟情。詹姆斯不失时机地果断向她求婚，果然如愿以偿。1880年10月，两人在萨拉·德拉诺的家园阿尔戈纳克——一个与海德公园隔河相望、两地相距仅２０英里的庄园举行了婚礼。在经历了几个月风光旖旎的欧陆之旅后，两人回到了海德公园舒适的家。萨拉带来了１００多万美元的嫁妆。这一年詹姆斯52岁，萨拉26岁，正好与罗西同年。
萨拉·德拉诺与詹姆斯·罗斯福算起来还是第6代的表亲。德拉诺家族的成员常常喜欢把他们的家世一直追溯到征服者威廉（一世）和一位格兰特总统任内的内阁部长那里，他们以作为1162年抵达普利茅斯的菲利普·德·拉诺依的后代而自豪。德拉诺家族的人很少涉足政界，他们大多是生活优裕的商人、船主、企业家或乡绅。萨拉的父亲沃伦·德拉诺年轻时常在中国南部沿海一带做生意。他在经营对华贸易中赚了不少钱，1857年的经济危机使他亏蚀了大部分财产，于是沃伦又到中国去挽回损失。他先做鸦平生意，后做茶叶生意，不久即发了大财。然后他决定把全家带到中国去。德拉诺一家在经过了四个月的海上航行后，到达香港，住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叫做"玫瑰山"的庄园中。沃伦不让孩子们学中国语言，萨拉和兄妹们只乘船到过广州。1942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史迪威等人谈到他同中国的渊源时说道："我个人同中国也有瓜葛，我的外公到过那里。1829年他到过汕头、广州，甚至还去过汉口。他生意兴隆，赚了100多万美元。回国后他用这笔钱投资修筑西部铁路，可是在随后的８年中全赔光了。1856年他只一次去中国，在整个南北战争期间他都呆在那里，于是又赚了百万美元。当时美国正在打内战，医院急需鸦片。……哈哈。"罗斯福在这里只谈对华①贸易，而对外公的鸦平生意讳莫若深。沃伦和家人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就带着妻子、几个孩子和赚足的钱财回到美国，定居在赫德逊河西岸的庄园，成为这一带知名的上流社会家庭。萨拉·德拉诺自幼生活在优雅舒适的环境中，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她雍容华贵、落落大方，十分熟悉美国上流社会的生活。(《史迪威文集》，纽约1948年版，第251页)
在婚后的第3年，确切地说，在1882年1月30日上午8时3刻，詹姆斯和萨拉的爱情结晶降临了。临产时母子均险遭不测。波基普西市的爱德华·帕克医生给萨拉施用了过量的氯仿麻醉，萨拉不省人事，婴儿生下因昏迷过度而脸色发青，连打几下臀部都没有哭声，帕克医生只得用人工呼吸，方使婴儿苏醒过来。詹姆斯在当晚的日记中记道：“我的萨拉生下一个胖胖的男孩，非常可爱，体重10镑，不算衣服。”
詹姆斯和萨拉为儿子的取名争执不下。父亲给他取名艾萨克，母亲坚决反对，要取名为沃伦，只因她哥哥刚刚失去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幼儿。直到７周后，婴儿在海德公园村的小教堂洗礼时，才被命名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与他的一个舅舅富兰克林·休斯·德拉诺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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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铁匠之子
铁匠夫妇赤诚心，望子成龙为人民。
苦口婆心多教导，不肖之子忘了本。
话说意大利法西斯鼻祖本尼托·墨索里尼，从少年时代起，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引人注目的人物。
1883年7月29日，墨索里尼诞生在瓦拉诺·迪科斯塔一个铁匠家里。瓦拉诺·迪科斯塔是一个古老的小山庄。这里的房子都是用石头造的，阳光与树荫映在石墙上，映在屋顶上，生出变幻无穷的颜色。这里空气清新，风景优美。站在山坡教堂的钟楼上，可以俯视整个弗利平原。这个平原从白雪皑皑的亚平宁山脉蔓延下来，一直到拉瓦尔迪诺山脚下。在那山上，夏夜是充满云雾的。
瓦拉诺·迪科斯塔，属意大利东北部普雷达皮奥省。这个地方早在13世纪就已经出名了，在文艺复兴时这里诞生了许多不凡的人物。这是一块硫磺质的乡土，出产浓烈美味的葡萄酒，和含有碘质的泉水。在那宽阔的平原和起伏的山陵上，有许多毁坏了的中世纪城堡，灰黄的砖墙耸立在蔚蓝的天空中，这些都说明这里曾有过繁华盛世的岁月。
1270年前后，墨索里尼的先祖乔瓦尼·墨索里尼是波伦亚这个好战尚武的城市的领袖。如今在波伦亚城中，还有条叫墨索里尼的大街，在省城的官方记录上还载着一个墨索里尼家族的徽章。这个徽章样式精奇。在黄制服上有六个黑色标志，象征着勇敢、胆略和力量。
由于不断的党派内争，墨氏家族后来就逐渐衰落了。到了19世纪末期，墨索里尼一家，完全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中下等家庭。祖父是一个国家卫队的副官，生活艰难，活了没有多久就死去了。父亲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五金匠，邻居都称他为亚历山德罗大力士。他脑子里充满了社会主义的思想，他同情穷人，厌恶豪富，愤恨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和人剥削人的丑恶现象。在工作之余，他常和一些穷朋友讨论这些问题。后来成了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意大利社会党党员。
墨索里尼的母亲正直、勤劳，受人尊敬。她是位热心农村教育事业的小学教师。当时在意大利，教师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不仅工资低微，而且不受社会重视。她总是对孩子们说，“贫可育人”。她经常以“自古雄才多磨难”的思想对他们进行教导。
本尼托的诞生给这一对年轻夫妇带来了欢乐。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了也像他们一样，正直地生活，正直地做人。父亲给儿子起名本尼托，就是表示对墨西哥的民族英雄本尼托·胡亚雷斯的敬仰。胡亚雷斯1806年出生于印第安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任总统期间，曾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他废除了教士与军官武士的特权，没收用于教堂建筑以外的一切教会地产，剥夺教会的世俗权利。1862年至1867年，他领导人民抗击拿破仑三世组织的墨西哥远征军并获得了胜利，从而推翻了以麦克西米连为傀儡的帝国。他曾兴办印第安人教育，镇压退伍军人暴动与迪亚斯叛乱。亚历山大·墨索里尼对胡亚雷斯的英雄事迹十分崇拜，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成人后要像胡亚雷斯一样，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
但是，墨索里尼的秉性，却和他的父母不一样，非常骄野。他幼时喜欢养鸟，有一次偷了猎人的一只画眉，被人家追赶，他爬山涉水逃跑，始终不肯放弃这只鸟。他还喜欢偷瓜摸枣。有一次，他跑到一个果树园里，偷摘树上的樱桃吃，弄得满脸都是樱桃汁，因怕被人抓住，就赶快往家跑，路旁的人以为他受了伤，拼命地追他。他知道被人发现后，必定挨打，于是跑得更快。
为了改变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墨索里尼的母亲，常常带他到教堂去。但是，他不喜欢做礼拜。长而无味的演说，昏暗不明的烛光，唱来唱去的圣经，是那样的令他不自在。不过，母亲还是坚持要他受些宗教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虽然反对，也没有办法。
1890年，墨索里尼准备到邻村去入学，他同妹妹埃德维杰和弟弟阿纳尔多握别的时候，依依不舍。此外，他还舍不得他心爱的金丝雀，只好含着眼泪，跟他父亲上驴车出发了。走了不到200码，驴子跌了一跤，他父亲认为这是不祥之兆，但后来一路平安。一路上听着鸟的鸣唱，望着一片片茂密的森林和果园，穿过一道道潺潺的流水，墨索里尼的心又沸腾起来了。他们途经弗利，晚间才到赛而胜学校。一个老教师出门迎接，称赞他是一个活泼的孩子。他的父亲回家后，墨索里尼便大哭起来。他在这个学校蛮性未改，行为乖戾，不听教诲，经常和同学们打架。罚了几次，还是无效。过了两年，学校索性把他开除了。
后来，他的父母只好把他又送进另一个学校。然而，胡闹的脾气依然如故。不过，他的聪明的确是出众的。教师们都夸奖他是“栋梁之材”，这更助长了他的狂妄。一天，市政府开音乐会，因为不让他进入，他便翻窗而入，抢占了一个座位。后来在老师们的帮助下，他渐渐知道用功，功课确实也很好，不过还是经常违犯校规。有一次口试，他一口气说了半小时，教员给了他一个零分，但是称赞他的口才真好。放假的时候，他总是练习演说的姿势。母亲问他干什么，他说：“长大以后，我一定要让意大利听我的指挥。”
墨索里尼的青少年时代，真是像疾风暴雨，变化莫测。当时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帝国主义、封建极权主义，各种思潮竞相泛滥。在墨索里尼头脑中充斥着种种幻想。他在学校没事的时候，一天到晚喜欢写罗马的城名。大的小的遍布纸上。他很想到罗马去一游。不久，他同母亲到拉文纳旅行，瞻仰了大诗人但丁的坟墓，他为但丁的文艺才能所折服。这对他以后的记者生涯起了重要的作用。
墨索里尼的父亲，铁匠亚历山德罗，对于儿子的成长十分关切。为了培养儿子爱劳动的习惯，每逢放学后，就让墨索里尼在店铺里劳动。父亲给他讲解机器的原理，墨索里尼愈听愈感兴趣，他开始领会到机器也有它的特性。他不仅与父亲一起劳动，而且在政治方面也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逐渐明白一些穷朋友所讨论的政治社会问题。他那幼稚简单的头脑开始领悟到：警察局为什么要那样地小心防备，立了那么多法规。他看到和他父亲来往的朋友们，多半生活在贫困和颠沛流离之中，他们对社会、对政府充满着愤怒和不满。
到了十三四岁，墨索里尼的父母要他将来做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决定送他到福林波波利的师范学校去学习。这是一座很有名的培养教师的学校，学制六年。这对墨索里尼来说是难以忍受的。他在学校仍不甚用功，经常违犯纪律。但终于熬过了六年，取得了毕业文凭，在哥尔替瑞地方谋到了一个乡村小学校长的位子。他只教了一年书，就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幻想有个“光辉灿烂”的前程，决心到社会上去闯，去飞腾。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临行前写了一篇题为《坚强的意志乃是成功之母》的文章，从此结束了短暂的教师生涯，开始闯“江湖”去了。
1902年某一天，墨索里尼卷起行李，离开了学校，怀着要做一番事业的野心去周游四方，考察世界，但并无具体的目标。他走到基亚索，预备乘车到瑞士西部去。在候车的当儿，他买了一份《米兰报》阅读，突然发现他父亲被捕的消息。原来社会党在勃烈达标发动了暴动，他父亲是领袖之一。本尼托进退维谷，不知如何是好。最后，他还是决定继续前行，此时他身上只有两个里拉。他的落魄生涯，从他那时写的信中可以看到：
“我坐火车到卢特恩，车中有很多意大利人，都是流落国外的。我倚窗眺望，银色的月光洒在布满积雪的山上和浮着残冰的湖面上，十分迷人。车厢里人们都在瞌睡。我一个人还在胡思乱想。到了瑞士境内，一阵凄风苦雨吹来，不禁使人想到意大利风和日暖的可爱。思乡之情，不言而喻了。
“从卢特恩换车到伊冯东下车投宿。第二天我找到一个工作，在一个砖匠家里帮工，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小时工资3.2角。运了一天的砖，夜间两膀都肿痛起来。第二天看到那胖东家，似疯狗一般，他指责我衣服穿得太好，气得我说不上话来。过了一个星期，我就被辞退了。他给了我20个法郎，骂了我一通。我买了一双新鞋子，第二天就上洛桑去了。”
墨索里尼到洛桑后，没有找到工作，身边的钱也用光了。夜晚，饥寒交迫，在寂静的街头踱来踱去。忽然看见明亮的地方，走过去却是一家的厨房，男女老少正在里面聚餐，他便径直走了进去，主人向他投以惊异的目光。他乞求道：“可有面包吗？”没有人回答。停了一会儿，一个人取了一块面包给他。他说了一声“谢谢”，也没有人作声。他又说了一声“晚安”便悄悄地走了出来，心中很不是滋味，但是没有法子。
在瑞士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做过泥瓦匠、脚夫、缝工、帮厨等，但都不能持久。墨索里尼对于搞建筑有着异常的兴趣，有时他也将意大利语翻成法语，或从法语翻成意大利语。总之，能找着什么事就做什么事。
墨索里尼说：“那时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但我既不借债，也不乞求于他人，而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由于受父亲的影响，我集中精力研究社会科学。”劳动之余，他经常到洛桑大学旁听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借以提高自己分析和判断事物的能力。
墨索里尼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群众集会，有时也在公众场合发表演说。有一次说话不小心，得罪了瑞士当局，被驱逐出境。他回到意大利，正赶上征兵，随即在历史名城维罗纳参加了巴萨列里奥的联队。这个联队以善于快步训练而出名，士兵们的帽子上都饰有绿彩羽毛，借以与其他部队区别。正当他对这种紧张的“丘八”生活稍为习惯的时候，长官突然通知他：家里来了电报，母亲病危！这对墨索里尼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他急忙赶头班车走了。回家之后，母亲已经神志不清，不久就死去了。墨索里尼对此十分悲伤，但他还能克制自己，他在写给军中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代表我家里的人，谢谢你的好意。我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照你所说的，我应当服从先母的教训，好好当兵，好好做人，女子可以哭哭啼啼，男子要能吃苦，不怕死，才可以救国，才可以继承先烈的遗志啊！”
墨索里尼在部队服役期满后，仍旧回到瑞士，度他的求学时期的流浪生活。有一夜，他又是饥肠辘辘，走过一条繁华的大街，笙歌彻耳，他见到这情景更加悲伤。眼下只有两条路好走。或者扰乱治安，被捕入狱；或者寻个僻静处，忍饿一夜。他选择了后者。那天晚上，他躲在一个没有水的桥下，过了一夜，天上的星是他的灯；蟋蟀的鸣叫是他的音乐。清风吹来，真是沁人心脾。到了星斗沉下去的时候，雨声浙沥而来，越下越大。真是饥寒交迫！后来，墨索里尼发现附近有一个木棚，为了取暖和寻食，他急忙走过去，从窗子爬进去，里面全是纸张油墨的气味，原来是一家印刷厂的仓库。他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扎下去，便在纸堆上睡着了。
到了第二天红日高照，他才醒来。看见一个警察，站在他面前。警察厉声问他：“你在此干什么？”墨索里尼回答：“保护厂房。”警察吼道：“起来！好个骗子！”墨索里尼说：“我已一天一夜没有吃饭哩！”警察二话没说，把他投进了监狱。
墨索里尼在瑞士流亡期间，还经常为意大利和瑞士报纸撰写文章，并不时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说社会主义和国际政治，受到不少人的拥护。因此瑞士政府很注意他的行动。墨索里尼这时正在研究帕雷托的著作，因此反对全民政治。他说：“平等与民治是人类错误的观念。实行起来，个性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他还研究尼采和索雷尔的哲学，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影响很大。有一次，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绍雷斯正在日内瓦做有关基督主义的演说。墨索里尼前去听讲，站在工人群中，衣衫不整。旁人都以为他是无政府党人。绍雷斯演说不久，墨索里尼便举手表示反对，并且出言不逊，激起群众的公愤，大家都要赶他出去。墨索里尼大声喊道：“我有发表意见的权利。”大家正要打他，绍雷斯叫大家安静，等他自己演说完毕之后，让这个反对派申说一番。
在大庭广众之下，墨索里尼大讲教会对于罗马帝国之罪恶。他演说时，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条理分明，赢得了听众热烈的掌声。瑞士警察局认为他的主张太激烈，他的言论妨碍治安，第二次对他下了驱逐令。于是，墨索里尼躲在洛桑，写信给他在日内瓦的朋友韦士说：“听说先生要写信给瑞士政府替我辩白。我现在将我的简况陈述如下：我19岁到瑞士，在洛桑有正当的职业。后来同一位朋友到安内马塞想办一个国际社会主义研究会。1904年3月1日，我到日内瓦读书，同时为报纸撰稿。当时有人以为我是无政府党或社会党人。我可以把这些稿子公布于众，任人论评。我在日内瓦住了40天，读书之时居多。警察驱逐我出境的时候，不准我回房间收拾行李，也不准我与我的律师见面。我想这种手续，在一个帝国内也很不好。怎么会发生在号称为自由的瑞士呢？我现在在洛桑，希望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1905年，墨索里尼被迫移居到奥地利，编辑《特伦托新闻报》，后来又在《人民报》做助理编辑。《人民报》是巴蒂斯蒂创办的。他想鼓动特伦托地方人民脱离奥地利的管辖。巴蒂斯蒂是意大利统一时代的最后一个殉难者。他在世界大战中，替意大利打奥地利，后来被奥国绞死。墨索里尼第一次会见巴蒂斯蒂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利用报纸猛烈攻击奥地利的宗教势力，并力主恢复意大利已失去的土地，不久他又因此被捕入狱，最后被驱逐出境。
墨索里尼在国外流浪期间，由于生活拮据，时运不济，不喜欢娱乐宴会。他性格孤傲，除了群众演说之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但是他常常到剧院去，解解愁闷。有时哄然大笑，竟引起身旁警察的干涉。他对弦琴很感兴趣。他常奏的音乐曲目，有贝多芬的交响曲和凯旋进行曲，等等。有一次，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希望做个音乐家，奏出宇宙间的欢乐，送走人世间的忧愁！”这恰好表明当时他的处境和心情。正是：弦琴弹奏凯旋曲，四处奔波忙探索。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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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生平
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斯大林、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是矗立于世界史册上的一代伟人。
丘吉尔出身于声名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的祖先马尔巴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统帅，是安妮女王统治时期英国政界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他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是上世纪末英国的杰出政治家，曾任索尔兹伯里内阁的财政大臣。祖先的丰功伟绩、父辈的政治成就以及家族的荣耀和政治传统，无疑对丘吉尔的一生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在他成长为英国一代名相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他们为丘吉尔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树立了奋斗目标，也培育了他对祖国的历史责任感，成为丘吉尔一生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建功立业的强大驱动力。
丘吉尔未上过大学，他的渊博知识和多方面才能是经过刻苦自学得来的。他年轻时驻军于印度南部的班加罗尔，在那里有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阅读四小时或五小时的历史和哲学著作”。自那以后，丘吉尔从柏拉图、吉本、麦考利、叔本华、莱基、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著作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人生信念更加坚定，也使他成长为“我们生活的时代里最杰出和多才多艺的人”。
丘吉尔的头上戴有许多流光溢彩的桂冠，他是著作等身的作家、辩才无碍的演说家、经邦治国的政治家、战争中的传奇英雄。他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获得如潮好评，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发行，以致《星期日泰晤士报》曾断言：“20世纪很少有人比丘吉尔拿的稿费还多。”1953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一生中多次经历的议员竞选中，在议会的辩论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时刻，发表了许多富于技巧而且打动人心的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极深印象。瑞典文学院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中说：“丘吉尔成熟的演说，目的敏捷准确，内容壮观动人。犹如一股铸造历史环节的力。……丘吉尔在自由和人性尊重的关键时刻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却另有一番动人心魄的魔力。也许他自己正是以这伟大的演说，建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S·席瓦兹院士在颁奖词中还说，“丘吉尔在政治上和文学上的成就如此之大，……此前从未有过一位领袖人物能两样兼备而且如此杰出。”
的确，为丘吉尔树立了永垂不朽的丰碑的不仅是他的作品和演讲，而且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反法西斯斗士的光辉业绩。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当选为议员，曾多次在内阁中担任要职。他经历了许多次政治上的升沉起伏，每次都以不屈不挠的努力，从不畏惧的斗志战胜艰难险阻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最终登上了光辉的顶峰，在英国处于历史危机的严峻关头，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领袖。连他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
在通向胜利的漫长岁月里，丘吉尔在其演讲中多次发出战斗到底的誓言，表达了英国人民的心声。他说：“我们将永不停止，永不疲倦，永不让步，全国人民已立誓要负起这一任务：在欧洲扫清纳粹的毒害，把世界从新的黑暗时代中拯救出来。……我们想夺取的是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生命和灵魂。仅此而已，别无其他，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丘吉尔在世人心目中已成为英国人民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的集中象征。《星期日泰晤士报》评论说：“今天，温斯顿·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还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此外，丘吉尔还可以称之为预言家、发明家、战略家、外交家。他早在三十年代对未来战争中的一些重大技术发展所作的预见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他以超乎寻常的惊人敏感和极大的勇气，冒着和平主义浪潮的巨大压力和“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一天也不放弃向国人发出预言式的战争警告，使英国人作好了战争来临的精神准备。他在用雷达侦察来袭敌机的方法正式使用前4年就提出对此问题的研究。他因动用海军经费改进和大量建造“陆地行舟”，使轮式装甲汽车演变成为威力巨大的现代坦克而被尊为“坦克之父”。他主持制定了“二战”中的许多战略计划。他亲自着意培育了在当时乃至后来左右世界政治格局的英美关系。总之，丘吉尔是一位人生内涵极为丰富的传奇人物。本书在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丘吉尔一生主要事迹的同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人们囿于政治或党派的偏见而对其产生的误解加以辨析，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人类从法西斯恶梦中挣脱出来作过特殊贡献的一代英国名相，能够从本质上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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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
本书是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根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编写而成的。施罗德自1930年起在纳粹党机关中任职，自1933年起任希特勒的秘书。她虽然不是纳粹德国党政要人，没有参与纳粹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但是她属于希特勒身边内圈中人，能够目睹希特勒的种种言行、纳粹党领导层和大本营的某些活动。而且，她当希特勒的秘书整整12年，正好经历了纳粹德国的兴起和覆亡，经历了希特勒的上台和毁灭。因此，这本以她的笔记、书信等遗著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书，为研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少资料。
克·施罗德曾是纳粹党党员，她能当希特勒的秘书当然是以“相互信任关系”为基本条件的。但是她又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憎恨对事实的歪曲”，以至在30多年后终于“明白”希特勒是个“魔鬼”。(以上引语均引自本书《编者的话》)因此，本书所提供的资料是值得参考的。
尽管施罗德自称是不关心政治的人，说她的笔记只是记录了在一些场合的所见所闻；然而这些见闻有时却涉及希特勒争霸世界的某些战略和策略。例如，书中一再提到希特勒对英国的态度，书中写道：“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希特勒)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治奠定新的基础。”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希特勒放弃了在敦刻尔克追击英军的机会，书中叙述希特勒对此的想法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书中也一再谈到希特勒对苏联的态度，说希特勒只要提到布尔什维主义，就火冒三丈，说什么“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将意味着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指侵苏战争)，那就太晚了。”书中还叙述了希特勒是如何把对英和对苏的战略放在他的争霸世界总战略中联系起来考虑的：“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英国)的殖民地。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东西我们可以从南美去换。”因此，希特勒希望“在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和平建议来”。希特勒让英国在他争夺世界霸权的侵略战争中充当小伙计的企图并未能实现，而苏联人民的英勇抗战却给了他以致命的打击。
书中还谈到希特勒在争霸世界的战略方针下对日本的策略。希特勒在一次谈话中说：“有人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抗，因而对德国有益。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又说：“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这里揭示了两个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和希特勒对待日本人以至黄色人种的态度。
施罗德的遗著记录了希特勒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等私生活方面的事情，同时也记录了希特勒的恶魔般的思想方式。例如书中记述希特勒的弱肉强食思想说：“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书中揭示了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疯狂思想，希特勒把犹太人贬为“劣等人”，说什么“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生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希特勒公然自称为“窃国大盗”，他说：“我是个窃国大盗，不是穷灯小偷，这就叫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嘛！”在这里，在希特勒的内圈当中，希特勒把自己的仇视人类的思想表露得多么淋漓尽致！
施罗德在她的遗著中提供的诸如此类的资料，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值得注意的。
同时我们还看到，施罗德在希特勒身边生活和工作了12年之久，要完全摆脱纳粹宣传的阴影也很难。原书中常常出现赞美希特勒的言词。希特勒也确实是个善于欺世惑众的蛊惑家。今天，希特勒作为一名发动侵略战争的狂人已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解脱。因此，中译本对于原书中赞美希特勒的政治性言词作了省略，是合适的。此外，书中对某些事件的叙述(例如苏联人民对纳粹侵略军队的抵抗、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对希特勒并吞他们国家的反应等等)都是歪曲事实的和错误的，这些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辨别。
原书书名为《他是我的首长》，中译本改为现用的书名。
陆世澄
199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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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

作者前言
美国陆军上将小乔治·史密斯·巴顿将军对于我国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大明星乔治·斯科特主演的电影《巴顿将军》，把这位叱咤风云的虎将形象表演得有声有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那么，历史上的巴顿将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呢？他在美军历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什么地位呢？
对于这些问题，细心的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便不难得到答案。
本书是一部生动的人物传记，分28章进行叙述。第1—4章，叙述了巴顿的青少年时代，重点介绍了他成长的社会和家庭背景、成长的道路，军人性格的形成和军旅生涯的开端。第5—10章，叙述了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巴顿的活动情况。突出介绍了他由美军“第一坦克手”到担任装甲兵师长所经历的曲折坎坷的历程。第11—27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叙述了巴顿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非战场上纵横驰骋、大展宏图的辉煌历史。第28章，是本书的画龙点睛之笔，通过前面的描述，对巴顿的治军和作战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分析，以使读者对他的一生有个全面的认识。
本书是国内撰写的全面介绍和评述巴顿的首部著作，无论在内容，观点和史料运用上，还是在写作风格和文字技巧上，笔者自认为都有不同于外国作者之处。在叙述巴顿成长道路时，既肯定其个人奋斗的主观因素，又突出介绍他成长的社会和家庭背景，坚持了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在对其历史评价上，既承认巴顿在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又不讳言他浸略墨西哥、镇压“补偿金大进军”的事实以及反共、蔑视普通民众的反动立场。在描述其军事业绩时，既承认他是美军中能征善战、无坚不摧的一员虎将和超凡的战术家，又不否认他缺乏战略眼光，以及对联盟战略的肤浅认识等。在文风上，既尝试用文学笔调写出一部形象生动、可读性强的作品，又尊重史实，并对其中的大量细节进行认真的考证和查实，以免以讹传讹，谬误流传。
一言以蔽之，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分析法，力图写出一部科学性、艺术性和启喻性相结合的传记作品。尽管如此，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书中不免有疏漏和错误之处。希望学术界的同仁和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和指正。
刘文涛、柯春桥
1993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