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万里海防图》

掷箸生

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万里海防图说》是一本外相为锦缎套封的彩绘地图册，但它并不是一幅单一的古地图或是同一主题的地图集，而是一个由后世的商家制造出来的组合产品。该图册主要由两幅舆图组成，第一幅题为《万里海防图》，第二幅题为《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这两幅图被商家强行接合在一起，从形式上变成了一幅图，且商家综合其有图有说的特点，命其名曰《万里海防图说》。
《胶莱河辩议图说汇辑》，纸本彩绘，30 厘米× 1600 厘米，分切30 幅叠装。图式不考虑实际方位，右卷首起自山东昌邑县北海口，左卷尾止于胶州陈村闸；分九段描绘胶莱河全程地形、河床、水源、桥闸，并附图说。根据图说中的文字我们可以得知，明胶州灵山卫指挥使谈九畴“以守御世职，从事河工，阴识曲折利害，兼采吏牍”，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绘成此图，到104 年之后的清康熙四十四年，与谈九畴后人有姻亲关系的张谦宜得到此图后，即加以摹绘，并撰文以“详其源流”。但在本图末段，又有《录明总河工部尚书潘季驯河防一览载覆止胶莱河二疏》一文，其题识为雍正三年（1725年），显为后来所补录。也有可能此图说为雍正三年摹绘补录。但在此图说中，张谦宜的文字被打断成数篇，且段与段之间被插入显然不同的文字，如“张谦宜曰胶州惟北面洼平”一段与“皇朝不仰海运而通市舶”一段之间，就插入了“沽河在东，新河在西⋯⋯尝试更不可解已”这样一段文字，不仅文意上不好理解，而且字号略小，在文字的排列上位置也偏高，甚至高于下段顶格的“皇”字，这是不合规制的。出现这种情况似乎可以说明，此图说在形成以后也经过后人的“改造”。
与《胶莱河辨议图说汇辑》题识清楚的特点相反，《万里海防图》没有任何关
于舆图本身的题识。
《万里海防图》，纸本彩绘，30厘米×274 厘米，分切19 幅折叠装裱。卷首右
上方墨书图题，全图所涵盖的地理范围起自钦州安南界河，止于辽东义州鸭绿江。从图的内容可以看出，本图所展现的重点是沿海的山川、岛屿、府州县及卫所分布形势，对关隘、港口也有所涉及，并对一些地段的军事设置进行了点评，显示出了明显的军事地图的性质。本图图式上为海洋，下为陆地，不考虑实际方位，从右向左展开。以传统山水画式形象画法，展现明代万里海岸的山川、岛屿，用符号来标记沿海的城镇、卫所及其他军事设施。如“府”用灰色方块表示；“州”用红色长方块表示；“县”用红色圆块表示；“卫”用黄色方块表示；“所”用灰边长方框，旁边有旗杆、旗帜之图样；“巡检司、寨”等用旗杆、旗帜表示。
在沿海地区，尚有不少府（州、县）与卫所同治一城的情况，本图对此标注
得也很清楚：“府”“卫”同城者将方块半边涂黄，半边涂灰，灰色块写府名，黄
色块写卫名；“州”“卫”同城者则以一红色长方块与一黄色短方块相连；“州”
与“千户所”同城者，则为一长方块，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万里海防图》上至下写“某州所”字样，且将“某州”两字所占部分涂成红色；“县”与“千户所”同城者，则有两种表现形式，一为红色圆块下缀一小灰色框，红圆块书县名，灰色框书“所”字，一为只有红色圆块，县名竖排，于县名下并列“县”与“所”两字。
《万里海防图》所表现的是明朝哪个时间段的沿海形势？我们可以从沿海政区建置可以找到线索。图上“诏安县”，查《明史·地理志》，诏安县是嘉靖九年（1530 年）由南诏所改为县的。我们大致可以认定《万里海防图》的成图年代的上限不会早于嘉靖九年，即南诏所改为诏安县的那一年。
成图的下限也可以从图中获取相关信息。《万里海防图》上有数条文字对沿海地形险要及军事设施情况进行说明，如“梅花所”右方有“南日水寨旧设于海中，
及迁吉了，是自撤其险要矣。须议复之而后可”；“松山湾烽火寨”右方有“旧寨在福平州东北海面，今徙松山，须复旧为善”，而左方从上至下三处，分别为“丁家埕把截冲要”、“ 港把截冲要”、“南镇把截冲要”。这几处说明文字，提到了南日水寨和烽火寨。这两个水寨，在福建省的防倭战线上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著名的五水寨中的两个，它们的置、废关系着福建防倭的大局，《明史》中对五寨的兴废与作用有如下的记载：其后，莆田倭寇平，乃复五水寨旧制。
五寨者，福宁之烽火门，福州之小埕澳，兴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浯屿，漳州之西门澳，亦曰铜山。景泰三年，镇守尚书薛希琏奏建者也，后废。至是巡抚谭纶疏言：
“五寨守扼外洋，法甚周悉，宜复旧。以烽火门、南日、浯屿三宗（左舟右宗）为正兵，铜山、小埕二宗为游兵。寨设把总，分汛地，明斥堠，严会哨⋯⋯”帝皆是之。
实际上，《明史》的这段记载并不是很准确，福建省的这五个水寨的兴废并
不是同步的。其中烽火门、南日山和浯屿是在洪武十九年（1386）置的，而西门澳与小埕澳则是在景泰三年（1452）置的。此后，由于承平日久，五寨逐渐废弛，西门澳和小埕澳被废，烽火门、南日山和浯屿虽未被废，但也从海岛上迁往大陆。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根据都御史王恂的请求，福建省分为三路实行分区防倭，三路各设一参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福建巡抚谭纶建议将三参将改为守备，同时恢复五水寨的设置。每寨设兵船40 只，兵1.3 万，各以把总领之。每一水寨都有自己的防区，相互配合，防守整个福建沿海海域，北与浙江、南与广东相联络。五水寨在春汛的三、四、五和秋汛的九、十月，要派出兵船分头哨守自己所辖海域，并且由南而北，西门会之浯屿，浯屿会之南日，南日会之小埕，从而形成全省的海上巡逻线。各省之间亦是如此，这样“哨道联络，势如常山，会捕合并，阵如鱼丽”，最终形成严密的沿海防线。
从《万里海防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南日山水寨和烽火水寨的标示及说明，
我们可以确知，本图成图时，南日山寨和烽火寨都已迁回大陆，尽管作图者已有了将这些水寨复旧的战略眼光，但此时并未变成现实。由于五寨的复旧是在嘉靖四十二年，因此我们不难断定，此图成图必定早于嘉靖四十二年。
综合以上图本身所提供的信息，我们至少可以将《万里海防图》的成图年代锁
定为嘉靖九年至嘉靖四十二年之间。则此图所反映的也大致是嘉靖九年至嘉靖四十二年的海防形势，时间跨度为34年。
在嘉靖年间，随着海防形势的严峻，朝野都开始关注沿海地区的形势，随着抗倭战争的大规模展开，一批与沿海形势有关的著作应运而生，如《筹海图编》、《筹海重编》、《虔台倭纂》、《皇明海防纂要》等，《万里海防图》的出现也离不开这一历史背景。
嘉靖年间，明朝的海防经历了一个转折。从正统朝到嘉靖前期，由于朝政的懈
弛，再加上这一时期倭寇的入侵相对较少，海防压力减轻，因此武备日渐失修，海防体系不断弱化。在整个沿海地区，卫所空虚，军队缺额严重，战斗力急剧下
降，不能歼倭于陆上；同时水军减少，船舰破损，又无法阻敌于海上，明前期所建立起来的海陆结合的防倭体系遂难以为继。一些水寨逐渐废弃或从海岛迁回大陆，从此防倭转向完全被动的陆防。嘉靖中期以后，倭寇日益猖獗，尤其是从嘉靖二十五年以后，连年扫荡东南、岭南沿海诸省，而明军对此却反击疲软。为了肃清倭寇之害，朝廷派遣大量强将能吏前往沿海视事，以组织海防，如朱纫、张经、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谭纶等便纷纷于这一时期先后就任沿海省份的军政长官。这些能臣主事之后，一方面着手恢复明前期所建立的相对完善的海防体系，另一方面又结合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制度改革，使明军的海防力量迅速增强，接连取得多次大捷，最终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 年）基本平息了东南倭寇。
从《万里海防图》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它所表现的应该是嘉靖中期明代海防的转折期。《万里海防图》虽然描绘了明朝全部沿海地区，但它的注意力不是均匀的，它对闽、粤两省显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不仅这两省的形势描绘得比较详细，错误较少，而且全图不多的几条注文，也全部集中在闽、粤两省，因此本图很有可能是特意针对这两省的防倭形势所为。而在明代，闽、粤两省防倭形势的紧张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年开始的。如果大胆假设，本图有可能是嘉靖三十三年以后的作品。
从整个图的取向来说，它是明显偏向于改革海防的。图上的注文基本上都是指陈现状的弊病，而希求有更合理的海防设置，虽言简意赅，但态度鲜明。本图描绘的地理对象是大明的“万里海防”，即明朝全部的沿海区域，而非某一省区或是更小防区，明显反映出一种大防区的概念，而这正是符合明朝海防的发展趋势的。
但就《万里海防图》的绘制来说，地图比较粗糙，图面存在着不少错讹之处。
有的将地名写错，将府、州、县与卫所同城标错，还有一种是将地区等级标错，将地名中凡是带有“州”字的，一概视为行政级别中的州。如宁州所（实际上是宁川所），本图便标为“宁州”与“所”同城，又如蓬州所，图上标示为“蓬州”与“所”同城，而实际上蓬州所即是蓬州守御千户所，并无蓬州这一政区。之所以出现这些错误，一是表明此图的资料来源不是非常正规和权威的，另外也表明创作此图的作者本身也并不非常明晰沿海地区的行政建置。总之，这些错误之处的存在，表明《万里海防图》并不是一幅非常正式的军事地图，而可能是某些官员案头备用的草图。
《万里海防图》是嘉靖中后期倭患猖獗，防倭形势严峻的情形下，有识之士渴
望重整武备，以最强大的海防力量荡平倭寇的思维产物。它和《海防图论》、《万里海防图说》、《筹海图编》等一起形成了一时之风气，说明此时海防改革的思想已成不可遏止的洪流，它正逐步从言论转为实际的运作，可以说，《万里海防图》等此类图的大量出现，为明后期平倭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足够的文化支持。

掷箸生

约翰·艾伯特序

　　中国的绘图术直到皇朝晚期受西方的影响之前，始终没有脱离形象化和文学艺术式的绘图技术。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十五世纪晚期西欧人的地理大发现，西方的传统绘图已经变得趋向于标准的规范化的制图，可是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绘图法依然遵循着不同的标准和习惯。在中国，地图往往只是作为对地理知识进行文字描述的辅助性插图。

从很早开始，中国的学者和官员就已经意识到准确了解国家地理情况的重要性。绘制更加详细而准确的地图的动力来自中央集权下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地图的绘制用于各种目的：税收、河道的维护、漕运以及国家抵御外来的威胁。

　　中国的学者和历史制图学的研究者通常会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以下简称地图部）是亚洲之外收藏中国古地图最多的地方之一。这些古地图的价值不仅在于地理学和历史学上的价值，而且因为它们通过绘图、文化以及艺术，为学者提供了一种能反映非西欧地理学传统的视觉表达模式。早期的中国地图在符号、色彩、图示、载体和版式等方面不同于西欧的传统。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圣约翰大学的地图学史专家Cordell D.K. Yee教授在亚洲艺术会议上（纽约，1992年秋）发表了一篇以"地图部"所藏地图为例，富有洞察力的论文。在论文中，Yee教授认为亚洲和欧洲绘图技术之间的差别，在十九世纪晚期以前，中国绘图技术的发展主要与艺术、诗歌、书法、山水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关。目前发现的中国绘制年代最早的地图是在公元前五世纪，还有公元十世纪以来的一些地图保存下来。国会图书馆地图部所藏最早的中国地图是1136年刻绘的《禹迹图》的十九世纪拓本。这幅石刻地图原置于陕西省省会西安以西120里的凤翔府岐山县的县学中，描绘了传说中建于公元前2205年的夏朝大禹王统治地域内贡物运输的情况。这幅地图的作者不详，镌刻于宋代，按照裴秀的计里画方法绘制，但又参照贾耽绘制于802年的《海内华夷图》结构做了纠正。裴秀精确的表述及熟练地运用计里画方绘图方法，使他的贡献堪与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克劳迪亚斯·托勒密相媲美。托勒密在天文学和地理学上的贡献奠定了近代西方地理学和绘图学的基础。

　　地图部收藏了大约300幅中国绘本和木刻本地图，其中包括从12世纪以来的长卷地图、扇子地图、石刻地图拓片等。此外，如果加上亚洲部所藏的刊刻本、拓本和绘本地图，那么国会图书馆的藏图可以说是一个研究中国古代制图学的未经开发的宝藏。这批丰富的地图收藏是在国会图书馆200年的历史中逐渐积累起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不同的来源：中国政府的赠品和那些长期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研究者或地图收藏家的捐赠。恒慕义（Arthur W. Hummel）、柔克义（W.W. Rockhill）和华尔纳（Langdon Warner）堪称国会图书馆中国传统舆图收藏的缔造者。近来，地图部越来越意识到这些古地图藏品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这应该归功于中国地图学者们的努力。他们通过对这些中国古地图的整理，为解答这些宝藏的价值所在提供了线索和更为广阔的视野。这些学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地图价值固有的部分，而不是西方制图师绘制的中国地图中的重要内容。对非中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进行审慎的评论，更会是国会图书馆对馆藏地图进行描述的另一个主题。

　　国会图书馆地图部和亚洲部在2001年接待了中国著名古地图专家李孝聪教授的来访，在他短暂的访问期间，对我们收藏的1900年以前中国人绘制的古地图做了简要的评述。李孝聪是中国北京大学历史学和历史制图学的教授，他对当时所过目的几幅手绘本和刻印本中国地图的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李教授曾经在1996年出版了《欧洲所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一书，他表示希望对国会图书馆的藏品也进行类似的编目工作。李教授在欧洲工作期间，对英国图书馆、意大利和梵蒂冈所藏的1900以前绘制的中国古地图，以及日本所藏的中国古地图都进行过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专著。1995年，在韩国汉城召开的"朝鲜古地图国际学术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History of Korean Cartography）上，他报告了对1900年以前中国古地图的调查与研究。他向我们指出国会图书馆地图部所藏的1900年以前的中国古地图即使不能说是中国之外最有价值的，至少也是西半球最丰富的收藏。地图部和亚洲部有极大的兴趣和需要对自己的藏图进行类似的整理编目，我们都认为我们自己没有合适的学者，也没有关于1900年以前中国古代舆图的足够知识来完成这样的研究，只能通过李孝聪教授来做。因此，地图部在那次重要的会面之后，邀请李孝聪教授在一年后再来国会图书馆对我们的藏品进行更全面的研究，并出版一部国会图书馆藏1900年之前中国古地图的详尽目录，以便为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图进行数字化图像做准备，使国会图书馆的收藏品达到共享。更明确地说，这项计划的目的是鉴定那些纯粹来自中国本土的地图，而不是朝鲜、日本或者西方人绘制的中国地图。

　　地图部计划2002年李教授将在章生道（Sendou Chang）教授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编纂并完善出一个中国古地图综合目录。章生道，以前工作于夏威夷大学，现在住在台湾，他在20世纪70年代用了两个夏天的时间翻检了地图部所藏的中国地图，可是他的工作最终没有编出一份完整的古地图综合目录或收藏目录。地图部清楚地知道李孝聪教授将要承担的项目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他需要从众多的地图信息中揭示出这些地图在广泛的地理空间和年代范围内的准确位置，以便正确地进行分类排序。这项研究由于大量绘本地图是以长卷的形式保存，而且其中部分地图的绘制年代不清，而极具趣味性和挑战性。很重要的一点是从事此项研究的人必须精通古汉语，同时熟悉中国制图的历史，因为只有具备这些知识，才能更深入地理解每幅地图的内容和来龙去脉。

　　2002年6月，国会图书馆雇请李孝聪教授参加地图部和亚洲部共同主持的这个研究项目，为期四个月。由亚洲部的中国专家居蜜（Mi Chu Wiens）博士和地图部主任约翰·艾伯特（John Hēbert）博士协调李孝聪教授的工作。作为这一项研究的附加成果，计划将地图部和亚洲部收藏的珍贵中国古地图编成单行本的地图综合目录，并给以广泛的评述。对地图的现场评述于2002年10月结束，此后的几个月主要集中于交换资料数据，审核已经编辑的图目及参考书目，其目的不仅在于校订目录记录而且要为每一个条目增添专业性的注释。最终的目录将以中文和英文双语版的形式，由中国政府出版发行。通过地图部第一次获得的这种国际合作的努力，以及本部中文地图编目人员张敏女士（Mrs. Min Zhang）的勤奋工作，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1900年以前中国绘本和刻本古地图的著录和编目。

　　通过李孝聪教授的研究工作，一些从未被披露的古地图珍宝得到充分的认知。其中最令人激动的发现之一，就是更为准确地知道了一部编绘于16世纪后半叶的明代中国地图集的年代。1929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从考古学家华尔纳（Langdon Warner，1881-1955）手中购买了10件中国和朝鲜的地图和地图册。华尔纳是哈佛大学福格（Fogg）博物馆两次中国探险队的队长。在这些购买品中就有明代绘制的描绘13个省和南北两直隶地区的地图集。其余的是18和19世纪的作品，多数与朝鲜疆域有关。在李孝聪教授评估之前，这幅地图集的绘制时间曾推断为明代后期的十七世纪上半叶，因而这部地图集即使不是最早的，也是地图部收藏的最早的中国"国家"地图集之一。

　　著名汉学家恒慕义（1844-1975）在1928年至1954年间担任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今亚洲部）的主任，他是国会图书馆中文舆图入藏的最大推动者。

　　1930年，地图部获得了第一批恒慕义的收藏品，当时安德鲁·梅龙（Andrew W. Mellon）为图书馆购买了恒慕义在中国生活时得到的那些地图和地图集。1934年，恒慕义负责为国会图书馆采购图书，在此期间他为地图部购买了另外一批珍贵的地图资料。1962年，他又将个人一直珍藏的一些绘本地图捐赠给了国会图书馆。经恒慕义之手，地图部总共获得了85幅刻印本和绘本中国古地图，时代从明代到十九世纪，其中包括军事地图、交通图、陵墓图、航海图以及中国总图和分区图。这些地图有着不同的形式，从长卷图、挂图、折叠图册到奏折图。

　　在恒慕义捐献给国会图书馆的地图藏品中还有其它一些珍贵的地图，其中包括木刻折叠装带有图题《遐览指掌》的明代舆图集；一幅17世纪绘在绢上的长卷地图，图中描绘了清代四个重要的边疆地区的地形，其中包括清朝军队与俄罗斯军队在阿穆尔河（黑龙江）地区发生的冲突；还有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e）于1674年在北京绘制由8幅挂轴组成的世界地图；大约在1705年前后绘制的《万里海防图》，由11幅地图折叠裱成长51英尺的长卷，描绘了从海南岛到山东半岛的军事防御情况。

　　一幅1229年石刻平江府城图的拓片, 甘博（William Gamble）在19世纪捐赠给国会图书馆。这幅拓片拓于1869年之后，是这幅著名的石刻地图现存唯一的原拓本，因为1917年原碑被重新镂刻。

　　正如Cordell Yee在《地图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第二卷《古代东亚和东南亚社会的制图学》（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所说，"如果想真正精通中国古代的地图学，需要具备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艺术、文学、政治、经济、信仰和哲学的基础训练，简言之，地图绘制者一定是博学的"。Yee把中国的地图绘制视为一种大尺度的图画，如果没有广泛全面的洞察力是难以理解的。看来，中国的地图绘制始终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治环境、测量和文献学识，它与艺术的关系很深，却缺乏同欧洲制图学的融合。虽然，16世纪来华传教士有过很大的影响，他们用中文绘制了一些中国地图，而且也有一些追随者，但是同时，用传统方式绘制的舆图始终存在，甚至延续到19世纪后期。那种持久不变的传统绘图方法在国会图书馆地图部的藏品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国会图书馆近300件1900年以前绘制或刻印的地图中，绝大部分的绘制年代是从18世纪后期贯穿到整个19世纪。这些来自中国的地图由省区图、中国总图集、城市图、海防图和详尽的河流图组成，例如：黄河、长江图以及它们的防洪体系。

　　现在地图部收藏的这些珍贵的中国绘本和刻本地图已经全部编目和鉴定，并对每幅地图增加了描述，我们希望它们的存在能够吸引更多的学术研究。只有通过对这些藏品更加详尽的研究，学界才能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对于地图学史的贡献。而且，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地图学开展比较研究。


　　　　　　　　　　　　　　　　　　　　约翰·艾伯特（John Hēbert）博士
　　　　　　　　　　　　　　　　　　　　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主任
　　　　　　　　　　　　　　　　　　　　2004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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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智宏序

　　迈入21世纪以后，科技界与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数字化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新的世纪必将是一个"读图的时代"，地图与图像作为资讯将会与文字的表述同样重要。

　　地图的发明和使用，几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步，而且在一百多年前地图绘制标准化之前，世界各国的地图更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中国人绘制的传统舆图不仅描绘了古代中国人生活的地理空间，而且也反映着地图绘制者的心灵空间，体现着中国人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

　　古代中国绘制的地图具有极高的科技含量，是民族文化水平的象征。中国古地图向海外的流传，将中华文明的光芒播散到世界各地，促进了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交融，推进了人类社会对地球空间的认知，所以，中国古地图是一笔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人类为了适应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需要，应当不断地了解历史，古代人绘制的传统舆图为我们提供了学习历史的时空信息。

　　几个世纪以来，有众多古代中国绘制的地图散失海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是其中庋藏丰富的一家。《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文古地图叙录》一书的出版，使我们得以窥见冰山之一角，其所蕴藏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必将推动中国地图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深入探讨。

在此我谨代表北京大学，向从事中国古地图研究的学者表示敬意，向提供馆藏中文古地图以便于研究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表示衷心地感谢。我也殷切地期望北京大学能够在古地图研究领域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从而做出更大的贡献。

　　　　　　　　　　　　　　　　　　　　北京大学校长 许智宏
　　　　　　　　　　　　　　　　　　　　2004年4月27日




（文章原载＜国史网＞，＜史学研究网＞２００６－４－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