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秋杨：中国首位完成“7+2”的传奇女性

王秋杨：中国首位完成“7+2”的传奇女性

王秋杨（1967年）出生于军人家庭，当兵8年。1993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北京今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联席董事长。由王秋杨创立并任理事长的苹果基金会，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面向藏区的慈善基金会。王秋杨是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地球三个坐标：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首位完成“7+2”探险活动的中国女性（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徙步南、北极极点），国家级登山运动健将。

王秋杨是个传奇女子，她的胆量、性格和相貌都是新中国新女性的典范。在2010年7月登顶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之后，王秋杨成为首位登顶世界七大洲高峰、徒步南北极点的中国女性。短短7年间，王秋杨实现了从业余登山爱好者到非职业登山健将的蜕变。尽管有诸多充满光环的社会身份，但王秋杨最愿意被称为“在路上行走的人”。

享受攀登的孤独

坐在层高6米的办公室里，王秋杨一身疲惫。从北美最高峰麦金利山回归城市生活，她还没有完全适应。梦想一夕达成，反而令她生出一份失落。她用“无所事事”来形容这段时间，那种感觉“就像个失业的人一样”。为了缓解这种情绪，昨天下午她去健身房进行恢复力量训练。体重仅54公斤的她，能举起75公斤的重量做深蹲。几个小时的训练之后，她精疲力竭地回家。一整个晚上，肌肉酸痛到无法入眠，以至于今天坐在椅子里，向后稍稍转动一下胳膊，都疼得让她直皱眉头。

力量训练为王秋杨找回了活着的感觉。对她来说，登山不只是攀爬，而是一种在登山开始之前就已经进入的状态。缓解失落的另一个方法是写作。她原本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要一踏上旅途，她就会有与自己对话的需要。从徒步南北极到陆续登顶世界七大洲高峰，山友们斗地主的时间，她就窝在帐篷里写日记。即使在准备冲锋登顶的最后几天，她从山上下来休整之后的第一件事，也是写日记。一个地方一本，9本日记整理出来有8万多字。于是，就有了两本记录自驾游的书和一本记录登顶珠峰过程的书：《只为与你相遇》。

在她看来，“7+2计划”的完成标志着个人登山运动一个阶段性的结束。她打算列出写作提纲，重温6年间在路上认识的朋友和登山过程中经历的故事。她说：“我这个人老是匆匆忙忙的，但我相信南美印加土著人的一句谚语：赶两天路要歇一天，否则你的灵魂会跟不上你的脚步。”登山运动起源于18世纪的阿尔卑斯山，早期属于高风险运动。伴随技术、装备和个体经验的进步，登山运动在20世纪进入个体化时代。但包括珠峰在内的世界七大高峰，仍然是人类挑战极限的存在。在不少人眼中，登山运动是个富人运动。登顶一座海拔5000米的山，不用协作也要1万元；超过5000米海拔的山，3万-5万元；登顶8800米的珠峰，装备、进山费、协作和物资费就要25万元人民币。但财力保障仅仅是前提，登顶珠峰仍然充满风险。即使有了充足的物资准备和专业协作，还受到天气等诸多不可控因素影响。所以王秋杨常说：“不是人征服了山，而是山眷顾了人。”

2003年对王秋杨来说，是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她开车自驾游去了西藏阿里，为设立苹果慈善基金进行实地考察；同年，她看到了王勇峰一行登顶珠峰的直播，并与登山结缘。这两个看似颇为随机的事件，彻底改变了王秋杨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她今天的生活重心。7年后，她已经为苹果慈善基金投入1500万元人民币，在阿里建造了4所学校；同时从一名登山初学者成为首位完成“7+2计划”的中国女性。无论在职业登山圈还是非职业登山圈，王秋杨都是一个传奇。

她在军人家庭中长大，自幼受到的教育是崇尚英雄，青春期又为三毛的流浪文学所吸引。因此，2003年当她偶然看到王勇峰一行登顶珠峰的直播：登顶后，队员们展开国旗，配着国歌。她感动得热泪盈眶。经过王石介绍，她结识了登山队长王勇峰。王勇峰很快发现，她在登山运动上有优势。尽管王秋杨比较瘦弱，一米七的个子只有54公斤，但她的高山反应却很轻微。在7000米的海拔高度，她的高山反应往往等于普通人在5000米海拔的反应。换句话说，在平地上体能比她好的人，在山上可能只能跟她打个平手。这种天分，正是登山运动需要的素质之一。

她原以为登山是个集体运动，有几百人浩浩荡荡的壮观场面。直到2003年10月第一次登顶云南哈巴雪山，她才对登山运动有了完整的认识。在一天的行走中，越往上走人越少，队友们前后相距甚远，连个人影都看不到。她当时在城市里每天过着早晨7点上班，晚上11点才下班的日子，公司事无巨细她都要过目签字。在山里行走，她感受到了一种真实的快乐，发现“人生其实还可以这样度过”。第一次登山之后，她逐渐放手公司的具体事务，每年拿一半时间用来行走。

从2003年到2005年，她对登山抱持一种随性的态度。出门之前不订时间表，不买返程机票。旅行只有一个方向，无所谓目标感。走到某一天觉得该回家了，就立刻回家。这期间，她陆续登顶了四川四姑娘山二峰、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新疆墓士塔格峰、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和西藏启孜峰。问她，登山爱好者有哪些特质？她说：“首先要敢于上路，敢于挑战自己，才能走出那一步。并且登山不是每次都能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山友，能够一个人自己上路，是一个可以享受孤独的人。”

前行的信念与责任

2007年登顶珠峰，标志着王秋杨登山运动进入理性阶段。在登顶珠峰之前，她对登山的态度从随性变得更加理性。从2005年开始，她陆续参加过各种攀岩、攀冰的培训班。拿证不是目的，只是想打牢基础。她为自己请了一个教练，协助她训练体能和肌肉力量。她训练十分刻苦，每周4次雷打不动，每次连续3个小时。能举起75公斤重做深蹲，就是那时练就的功底。在做好体能准备的同时，她陆续登顶了“7+2”中的3座高峰：南极洲文森峰、四姑娘山大峰、世界第六高峰卓奥友峰和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峰。一时间，珠峰的距离似乎不再那么遥不可及。

如果说寻常女人的梦想，是一个超大号衣橱，让王秋杨心潮澎湃的，却是拥有了一个超大号的装备间。睡袋、驼包、雪橇、滑雪服、雪地靴、防寒服、袜子，分门别类，应有尽有。她笑言自己见证了中国户外用品业的发展。1998年她在秀水街买一身行头就敢去南极徒步。经历了多次的生死考验之后，她变得越发沉稳仔细。每次出发之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设计装备方案和准备装备清单。“比如这个清单适合5000米，一个单子适合7000米，另一个清单适合8000米。你要一丝不苟，反复对比不同的方案，检查每一件装备。每个细节都关乎你此行的成败，你带错一双袜子，可能你就会把双脚留在山上了。”王秋杨这样说。

王秋杨把登山还原成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在山里照顾好自己。她还记得第一次登山时的情形：“那时候一些简单的事情我都不会，连雪地靴的鞋带都要王勇峰队长帮我系。当时觉得自己特别没用，特别惭愧。”在攀登过50多座山峰之后，她已经磨炼成一名久经考验的“战士”。不仅能照顾好自己，还能同时照顾好多个人。在登顶珠峰之前，她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有人告诉她，攻顶当天只要能够穿戴好，走出帐篷，登顶就成功一半了。因为在海拔8000米的地方，人处于在缺氧的状态下，要按照顺序穿戴，带上沉重的装备，本身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在山上，一切都充满了未知，你不知道明天、下一个小时、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这也是探险的魅力所在。”有时候队伍行进中，忽然有人一声惨叫就掉下山崖，恰好被藤蔓架在空中，还有办法营救，否则掉下去就是无底深渊。比如，今年7月登顶北美麦金利山之后，队伍从山上下撤时，冰雪开始融化。从冰川上面经过时，冰层太薄经常塌陷，小组里不断有人掉下去。整个队伍采用了截组的策略，用绳子把大家连结在一起，每个人相隔10多米，万一有人掉下去，前后的队友就启动救援。有些冰面太薄，只能匍匐前进，还要带着各自的行李。还能听见冰川底下，滔滔大河的声音。一个冰川裂缝区，短短十几米的距离，连爬带钻，需要3个小时。“那一刻真的很害怕，这些时刻你在当时是痛苦万分的，但时空转换之后你会用、有另一番体会。”

她用“痛并快乐着”来总结登山运动。在她的山友中，有多次成功登顶经历的人。他们不是大口喝酒、大碗吃肉的豪放派。相反，登山和做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之处，都需要耐心、细心和责任心。登山对心理是一个很好的磨炼，它会培养一个人的意志力，让你坚韧不拔。在不停向上攀登的过程中，它很正向，让你学会自我激励，变得很细心、很有耐力。但与赛艇、滑雪相比，登山是种很自虐的运动。王秋杨认真地说：“它对身体的损伤很大。在高海拔环境中，人的脑细胞死亡率高，并且是不可逆的，会导致记忆力下降、近视。所以每次从山上回来，反应都会变迟钝。”

每次登顶，都是一次生与死的考验。2007年登顶珠峰前，王秋杨给家人发了短信，“我会争取努力活着回来”。而当他们这支业余登山队到达8300米营地时，看到帐篷里趴着一个已经死亡的日本人。王秋杨说：“他穿的登山靴跟我一模一样。我会想象，那个人是我，也会永远躺在这里。”“山在那里”，是登山家马洛礼的一句名言。在王秋杨看来，很难用言语表达它的深义。登山者宁愿死在山上，那是一种就算看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也要往前走的信念。每次出发前，王秋杨都会写好遗嘱，用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家人和企业。她坦率地说，在登山这件事情上，家人永远是担心的。你不能指望家人特别支持你，不反对就是支持。

登山磨掉了她性格中的急躁，让她对生命充满感恩。王秋杨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重心是苹果基金会。之前在阿里筹办学校的过程，让她体会到了做慈善的艰难。西藏漫长的冰雪期，阿里偏远的地理位置，让时间与空间的概念截然不同于内地。在学校筹建完毕后，她发现更关键的是增加就业机会，否则当地人从学校出来之后，还是只能去放羊。她马上要去阿里实地考察，并在那里开设藏医学院，从每个村庄选拔一名“赤脚医生”，为他们提供场地、医药、服装和培训，降低婴儿死亡率。她并不害怕外界对于慈善活动的非议，只要每一分钱实实在在地利用好了，她就感到很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