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婶是20岁那年嫁到我们村上的,人虽长的不怎么漂亮,但二婶精明、能干,刚过门便能操持家务,打点生活。村里人都说我二叔找了个好媳妇。
二婶过门不久,奶奶便把二婶及二叔给分出去了,一间土房、一门衣柜、一张祖传六斗柜,还有就是些吃不到新粮下来的口粮,这些便是二叔和二婶的全部家档了。但比起给我父母亲分家那时,二叔和二婶已算是有些财产的人了。
尽管如此,二婶在分家的那天晚上还是哭了,哭的特别伤心,做为大嫂的我母亲那时更能体会二婶心中的委屈,那天晚上我母亲跟二婶说了好多好多话,我坚信我母亲向二婶讲叙了自已当年的清贫与窘迫。也许是母亲的话让二婶鼓足了勇气,也许是二婶真正理解了奶奶生活的不宽裕,罢了,尽管二婶脸上有些不悦,但还是搬出了原来的老屋。
分家第二日,二婶去了趟娘家,回来时赶着装满了大包小包的小驴拉车。也许是二婶需要的东西她母亲都给了,就连生产工具驴拉车也给了。从此,二婶跟随二叔过上了小家日子。
小日子好过苦难吃。分家后,二婶经常让二叔出外去打工,家中的一切事务自已硬扛着。二婶共耕种6亩地,这6亩地是奶奶按人口划给二婶的承包地,想必也不是什么好地。二婶耕种后,由于土壤盐碱成份太高,幼苗起初长势强劲,后期成熟时不是苗根枯死就是粮食歉收,这很让二婶伤心了几年。二婶是个急性子,干活很有耐力,也很有魄力,为了改良土地,她每年在田地空茬时用那驴拉车一车一车地换土、一车一车地送肥。不知她换了多少车土,送了多少车肥,就连二婶自已也说不清,但老天有眼,不知从那年起,二婶的麦苗比别人的绿了、高了、状实了;二婶打麦场上丰收的麦垛比别人的高了、大了。在我的印象中二婶再也没向别人家借过粮食了。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二婶三十好几时,三婶、四婶以及五婶都相及被奶奶娶进了家,在二婶的帮助和带动下,二婶、三婶家的日子也过的红红火火。尤其二婶,在党的富民政策的引导下,修建了一栋高标准小康住宅;农具也鸟枪换炮,由驴拉车、二牛抬杠转换成了现代化农机作业;两个孩子也由呀呀学语辅育成了十五六岁的青春少年,这不能不说二婶在其中付出的艰幸和伟大。
正当二婶在企盼采摘丰收的果实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是一个初夏的傍晚,劳作的二婶从田里回来感觉头晕、目旋、肢体麻木,勤劳的二婶自以为劳累所致,稍做休息便能恢复,床上一躺便在也直不起身子来。两个懂事的孩子找邻居将二婶送往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劳累所致的晚期脊髓炎,需要立马手术。因病情恶化,二婶进了手术室再也没有出来。 出殡的那天,我奶奶哭的最伤心,几次都晕死过去;急忙从外地赶来的二叔犹如晴天劈雳,尽管强作精神,也还是没掩示住痛苦、伤心的呜咽声和簌簌的眼泪;两个孩子因岁数小,一时还未反映过来失去母亲的痛苦,傻傻地站在那儿望着出殡的场面。
勤劳、善良的二婶就这样走了,一个欣欣向荣、幸福祥和的家一时没了活跃的气息。奶奶经常骂老天不长眼睛,骂老天是个杀人不扎眼的魔头。二叔及其两个还末成年的孩子也时常陷入在对二婶长长的思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