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时代的故事

父亲是1949年出生的，和我们的共和国同龄。

十几岁我还在上学的时侯，常常听他讲起自己一些生活的经历。

父亲小的时候，常常跟着爷爷到张店一带的煤矿推煤。爷爷吃力地推着那种旧式的木车子，父亲则用绳子在前面使劲拉。弯弯曲曲的小土路有几百里长，每次父亲的双脚都要磨出血泡来。

父亲还去二三百里外的大孤岛拣过草粪。“草粪”其实就是晒干的大便。父亲每回都要拣百十斤这种东西，能挣七八块钱。这听起来很滑稽。我问过父亲：“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拣‘草粪’？”父亲解释：“这是那个时代决定的。那时，早已是农业社了，这是社里安排的工作。大孤岛有油田，是人员密集的地方，社里安排人到这些地方拣‘草粪’并负责运回，缓解社里肥料短缺的矛盾。”往回运草粪全靠脚程，正常情况下得走三四天的时间。有一次，他在返回的途中下起了雪，四周变得白茫茫的，车轮子不停的打滑，路也渐渐找不到了。父亲在一个柴垛下整整待了十天，每天只能吃一点点干粮，差一点就冻死在那儿。终于露出路眼的时候，虚弱的父亲竟又推起小车顽强的回到了家。父亲用那次挣来的钱给母亲买了一面梳妆镜，那面有着三十几年历史背面绘着红日仙鹤古柏样式古典的木框镜现在已退出历史舞台，沉寂在一只杂货箱中。

最苦难的日子是1959年到1961年。父亲亲眼目睹了许多人活活饿死的情形。那时侯的粮食被人们毫无节制地浪费掉，还有一部分被荒唐的思想埋进土里，以为播种越多收获的粮食就越多。恰好赶上自然灾害，当人们自食其果——吃用石灰糟烂的玉米皮导致消化不良、水肿甚至饿死的时候，心里就想闻一闻膜膜的味道。父亲说，他当然也吃过这种东西，也吃过树叶树根还有地瓜蔓。那几年能够生存下来的孩子四五岁了还不会走路。

父亲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总会说：“说了你也不相信。”我说我信的，那时候的社会大背景就那样。父亲就白我：“那还不好好念书！”弄的我心绪就很不好。

父亲也不光是絮叨这些大苦大难的事情，有时候也讲一些欢乐的小事儿。如曾经在村子西边原来还是透明清澈的小河里游泳摸鱼逮过螃蟹；在满目是芦草的荒坡里看见一条碗口粗的大蛇缠在一棵不起眼的小树上吐着舌信子，吓的他“嗷”的一声没敢回头的往回窜，表情非常生动有趣；还和自己的“一把联子”（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到处撒丫子看京戏看吕剧，到如今每每喝酒的时候还总是唱两段；有一次还翻筋斗竖膀练给我看，说我不应该不喜欢锻炼，说他象我这般大时是如何活泼好动……

这些故事里，没有世俗，没有功利，只饱含着浓浓的父子之情。那是父亲中年时代对年少的我亲情的说教，我很怀念。

父亲只上过三年的完小，就回到农业社参加劳动挣开了工分。一九七五年，村里保送他到北镇农校读了一年的书。这是父亲人生的转折点。毕业后，又回到村里的实验队。第二年，乡里成立种子站，父亲被借调到此负责。当时单位只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两间旧土屋仓库，一杆老式杆称。因为工作人员几年间里只有父亲自己，父亲顺理成章的被人们称呼为“站长”。开始，父亲提着那种旧式的黑提包，徒步乡里二十几个村，进行“玉米杂交种”的试验示范。随着工作点点滴滴地开展，老百姓逐渐认识了这一新生的事物。就如星火燎原般，种子的销售开始火爆起来。父亲艰苦创业的工作姿态乡领导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乡里仅有的两辆“金鹿”自行车就有一辆成为他的专骑。这是父亲时常自我炫耀的一段经历，一笔财富！

一九八三年，父亲转干。就是说，这以前父亲的劳动其实就是干临时工。但他无怨无悔，他忘我的青春奉献生活给予他真诚的回报。在我们家老宅南屋北面的墙壁上，“先进劳动者”的奖状和证书用糨糊贴得满满的。他的转正和这些不会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吧！父亲人诚实勤恳，对生活的态度既是无畏的，又是无谓的。父亲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他跟我说过他人生的两次机遇。一次是八五年县组织部考试，当时没有说明明确的考试目的，试题题目则是一些很简单的语文算术题。父亲轻易的把试卷的正面题目答完以后就交卷了，出了考场他才听人家说起后面还有两道问答题。当时父亲还没觉得有什么。但那次几乎参加考试的人都陆陆续续调到县委充实干部队伍，那次考试对他们“那帮人”只不过是走走形式的，他的粗心大意使他与自己的美好前程失之交臂。现在，当初的那帮人成了局长县长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都从这些位子上退下来了。父亲才觉得世事变迁的令人不可思意。他说没想到啊！他的没想到反映了他个性的实质，他是个和政治和仕途绝缘的人。作为一个单位负责人，他不阿谀奉承，甚至连礼节性的节日走访都不参与。但正直的父亲一直是这个小部门的“官”，一直是——没有提携。在他的干部履历表上，每年都是添一行的文字：（姓名）×××，×年×月在×××（单位）参加工作至今，（职务）站长。

曾经还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也是九十年代的老事了。父亲当时的主管领导对他说，可以从单位的积累资金里支出三千元作为父亲的奖金。但他考虑了几宿也没敢呀。父亲说，他小时候亲眼见过爷爷在四清的时候挨斗退赔的场面。爷爷老早就退休了，身体硬朗的很，曾是三庄五寨的“寨主”，村里的村长。好像是陪下村的干部在家里吃过几回便饭，很平常的小事情运动的时候却被纠了出来。当然，买菜割肉的钱最后要由爷爷来补偿。一个人的性格肯定会受到家庭根深蒂固的影响呀。父亲有时候也发狠：“要是早知道共产党这么腐败，真应该拿那些钱！”当初的那位镇长退休了，有时候两人碰了面，就拿这件事当作谈资，意犹未尽地说一会儿。父亲会笑呵呵地说，不能白拿呀，得给领导下礼呀！

父亲的第二次所谓的“机遇”是发生在一九九二年，农业局调他到县里，找他谈话的时候他没有同意。父亲的理由是老婆孩子都在农村，还有父母需要照顾。如果到了县城，这一大摊子怎么办？都搬到县城的话，他那点微薄的工资也负担不了。父亲考虑问题很现实，但现在的那些领导又是怎么支撑过来的呢？我就说他有一种小农经济思想，小富即足。父亲唯一懊悔的是前几年没有在县城要一套福利房，那时候楼层合适的房子才两万多一点。现在好了，新房子十几万，早些时候的老房子也得七八万。父亲有时候在我面前承认自己思想僵化，眼光短浅。但他依然还是很顽固的老头子，依然我行我素，不会听我自以为是“中肯”的建议。

父亲如今快退休了。有一次他在家里说起，等他退休后，会墩个大棚养蘑菇，还要利用没人要的废麦秸搞菌种产业化，进行二次创业。母亲就拮据他：“种出蘑菇你到集市上去卖啊？”父亲无语。

在我小时候，最崇拜的人就是父亲。但我不能象写小说那样，把他写成一位时代英雄，或传奇人物，在他的大半生里只发生了一些烙上时代印记的琐碎小事。父亲是平凡的人。对他，我不好说什么，也不能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