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极之行

1999年11月1日——2000年4月5日我随中国第16次南极科学考察队乘“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赴南极，历时157天，航行27053海里，以记者身份，科考队员资格，参加了中国第16次南极科学考察活动。今年是千禧年，又是雪龙船在一年的时间内，在地球南北两极航行，同时我台也实现了在地球南北两极进行现场直播的创举。

在5个多月时间里，我为我台新闻节目、体育节目、《科技大世界》等栏目发稿和直播几十次，还帮助制作了第16次南极考察32分钟的汇报片。

我是1999年10月30 日登上雪龙船的，上船后马上就着手11月1日启航仪式现场直播工作的准备。不知什么原因，我的行李迟迟没到我的手里，造成我写稿没有稿纸、洗澡没有衣服换。

11月1日下午两点半钟，我在新华码头顶着四五级的偏北风做第16次南极考察队启航仪式现场报道，国家海洋局局长张登义宣布启航令之后，船上舷梯离开了码头，这时我还站在码头上录音，我急忙喊了一声：“我还没上船呢！”，这样舷梯又重新放了下来，我有幸成为此次南极考察最后一个登上雪龙船的人。

11月4日，船进入台湾海峡，就遇到了八级风和四米的涌浪，船开始摇摆，天气预报员讲，我们遇到了低压云团，也是热带季风云团，船好象在转磨。船上103人大多数不舒服，舱内潮湿闷热，空调还没开放，晕船的人越来越多。我不知是怎么回事，就扶着楼梯扶手上了九层楼高的驾驶台，船受到横风横浪拍打，船上下颠簸得很厉害，说实话，初次与海洋见面，开始我还没觉得什么，时间一长胸口直堵得慌，吃的东西也不好消化了。原本想去采访，可他们也都晕船趴到了床上。呕吐好象是有传染一样，当我看到别人在吐时，我也就顶不住了，腹内的巨大的压力，把胃内的各种东西都顶了出来，真有点一吐为快的感觉。我在陆地上，当听到大海我的母亲，感觉特别亲切，这次我可真知道母亲的厉害了。

6日我认识了船上三管轮、业余摄影师郭广生，他听说我是第一次上雪龙船，中央台第一位到南极采访的女记者，要在南极做现场直播，是历次到南极年龄最大的女同志，对我热情了起来，我们接触多了，有了共同语言，谈论的话题也多了起来，他在拍片当中也拍摄了我的工作片段。

经过几天的艰苦航行， 11月9日，我们到达了航行的第一个补给站——新加坡。我想，我们终于可以到陆地上走走了，可是船到这里只是加油，加好油以后，就启航南行了，我们只能望岸兴叹了！

船从新加坡出来以后，海上比较平稳，我抓住这一大好时机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工作。船上一共有103人，其中船员40名，考察队员分成大洋和中山站队，而记者组由于采访的内容和角度的不同，需要随时机动，但要参加船队的集体活动。

随着采访工作的开始，我觉得，在茫茫大海上航行的船变小了，活动的空间也越来越狭窄。这百十来人过于集中了，无论船上有什么事，记者们的第一感觉是：立即到现场，记录所发生的事件，在这里报导新闻不但要迅速，还得有体力和不晕船的本领。作为记者在雪龙船上我得到了全面的锻炼和提高。

1999年11月12日上午七点整，船停了。海上没有标志，但经纬仪上确指在了103度3分50秒，纬度0度。我们的船停在了地球中腰从东到西的赤道上。船的左舷是北半球，右舷是南半球。

11月12日上午八点袁绍宏船长拉响了汽笛，我们都上了后甲板飞机坪，举行过赤道纪念活动。在赤道上拔河比赛是雪龙船的传统项目。第16次考察队副队长刘小汉宣布拔河比赛开始，比赛分三个队：船员为主的雪龙队，科考队分成两拨，分别站在南北半球上，进行比赛。我在赤道上做现场直播之后，参加了雪龙队的决赛，规定每个队出10名男队员，女队员不限，但是比赛迟迟不能开始，点人数雪龙队多了一个人，刘小汉过来一看，说你们把焦大姐当成男队员了吧？我当时头发理的比男同志还短，穿了一件白色T 恤，蓝运动裤，脚登船上发的工作鞋。不熟悉的还真认不出来。最后船长为优胜者颁发纪念品，并且郑重地给每个人颁发了一张《过赤道证书》。

格罗夫山考察队利用海况好、航行平稳的有利时机，由队长刘小汉组织格罗夫山的队员们在飞机库进行单索训练，上升、下降及安全操作技术。开始有的队员不是上不去就是下不来，姿态不雅，动作笨拙，但是人气势旺盛，每一个都非常认真的完成了训练任务。

我作为一名体育记者当然不会失去体验的机会。在教练和队员们的助威声中，规范地尝试了部分训练科目。

训练中我抓住机遇采访了刘队长，他说：现在的训练虽然辛苦，但由于性命攸关，大家对每个动作做的都很认真，队员们纷纷要求还要增加训练强度。因为他们深知：任何疏忽，在通往地狱之门的冰隙里采样或紧急救援的时候，都可能是致命的。训练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刘队长和队员们的心想到了一起，劲拧到了一起。

为了新闻报道的需要，我一天几次去驾驶台了解航行情况，船走的经纬度、室外温度等。我看到驾驶台有一个能转的红椅子很好玩，问船员这椅子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抽烟的，我好奇地坐上转了几圈。后来被船长知道了，队长王德正在大会上专门作为一个问题讲了这把椅子的事，只有船长才能坐这把椅子，袁绍宏船长尊重我，让我坐，有一次外国领水看到我坐在椅子上很奇怪，船长马上解释。这是船上的规矩。我这才明白船上除了带红色标记的地方不能摸，还有不少规矩。

1999年11月18日，“雪龙”号经过157小时航行，完成了第二阶段的航程。到达西澳洲的港口——弗里曼特尔港。

在不足1000米的码头上不仅停着中国‘雪龙’号还有美国的‘星座’号航空母舰和国际大洋考察船。我们有幸参观了那两条船。

船靠码头的时候，我有意识的到船头甲板上帮助拉缆绳，体验船员的工作。缆绳有钢的、尼龙的，虽然有绞车，但是也要有人帮助拉一拉粗重的缆绳，我拉了几下腰就酸了，脸上的汗也冒了出来，由此船员工作的艰辛可见一斑，还有暴风雪和赤日炎炎。弗里曼特尔的夏天阳光强烈，有人在甲板上没戴帽子，顶着海风骄阳，只有半天时间，脸上就又红又肿，脱了一层皮。

1999年11月23日，船离开了弗里曼特尔港，踏上了进军南极的最后征程。要过西风带了，为了解除船员的寂寞，我带上录音机和船员过赤道时演唱的歌曲，到驾驶台放给他们听。过了两天，船长温和地跟我说，焦大姐，我们驾驶台不许聊天和放录音，请你以后不要在驾驶台放了。船长为了全船的安全，为了全体考察队员的生命，在工作时间严格要求船员认真开船。有这么好的船长，我们乘坐在雪龙船上更加放心。这几天我常听到考察队员和船员讲，在我们的航线上有气旋，如果在过西风带时遇到气旋，船会摇晃得很厉害。对航行会有很大影响。为了搞清西风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考察队员和船员一谈起西风带就有些紧张，带着一脑袋问号我推开了船长的门，只见船长、领队、气象人员正在讨论问题，从桌子上的航海图，从船长和领队那严肃的脸上，我感到了航线上情况严重。只见船长一会拿起气象图指点评论，一会又拿起尺子在海图上测量，从他那紧锁的双眉间，我领略到了西风带的严重。那么西风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经过后来的采访我才知道：西风带指的是南纬45──60度之间的海域，因地球表面冷暖气流交换和地球自转作用，加上这个海域空旷，没有陆地阻挡，使这里形成了气旋的多发地带。平均三至四天就有一次极地气旋生成移动。就是没有气旋这里的平均风力也在7、8级。

船长和领队这几天一直没休息好，因为从气象图上看，有三个强气旋挡在我们的航线上，怎么能避开它航行，让航行少一些危险，人员少吃些苦头，船长真要费一番心思。这我时才知道，过西风带比其它海区航行要复杂得多。

11月27号下午，我吃完饭回到了住舱，准备稍微休息一会以后去做采访，我随手拿起床头上的一本书看了起来，看了一会我听到窗外有咚咚的响声，船也有些上下巅簸，就象汽车行驶在凹凸不平的公路上。我不尽放下手中的书趴到窗前向外看，只见海面上浪涛汹涌、白浪滔天、见到这种景象我忙拿起照相机往舱外走，费了好大劲儿才推开内走道的大门，狂风吹得我站不稳。我扶着栏杆费了好大劲儿才爬上了驾驶台，船与浪的搏击溅起的浪花已盖过船头，就连十几米高的驾驶台也被浪溅得看不清了。我无法拍照，心里也是有些惊恐，于是又摇摇晃晃地回到了住舱，回到住舱后才发现我的照像机镜头被海水打湿了，我拿镜头纸去擦，可是越擦越糊涂，索性我把它放在一边不管了。船摇晃得更厉害了，桌子上的东西在相互的碰撞声中又滚落到地上，我在住舱内坐也不是，躺着也不行，还没觉得晕船，索性跑到驾驶台去体验一下，看看“雪龙”在惊涛骇浪中的英姿。

当我又爬上驾驶台，只见船长正在驾驶室亲自操船，口令一个接着一个，我悄悄地走到船长身边打开录音机，只见船长一脸的严肃表情，两只眼睛都红了。我站在他旁边一点也不敢出声，因为船长是在全身心指挥船与风浪在博击，他的责任重大呀！我只在他的身边站了一会，就觉得一颗悬着的心安静了下来。但是不一会儿就觉得头有些眩晕，紧接着胃也有些不舒服，我知道是晕船了，赶紧离开驾驶室回住舱。

船外的风越刮越大，发出让人恐惧的响声，一排排巨浪向船扑来了，一个巨大的涌浪拍向船头，激起的浪花直蹿船头，打在驾驶台玻璃上，白花花的一片。风浪太大了，我顶不住了，只觉得浑身无力，身上冒虚汗，脚下发软，我担心自己会被大风卷走，于是抓紧了栏杆，跌跌撞撞回到了房间。刚到房间哇地一声，腹中立即降了压，胃里的的东西已荡然无存。软绵绵的倒在床上，此时我的整个心灵与雪龙船融为了一体，与风浪搏击的豪情壮志由然而生：“惊涛骇浪雪龙船，西风带上只等闲，科考队员老船长，风流人物著新篇。”

风浪过后船又平稳地航行了，我又来到了船长办公室对船长进行了采访，他说，我们“雪龙人”每次到南极来都要经历这样的考验。今天我们船是和气旋的尾巴擦边而过，在我们的前面可能还会遇到比这更厉害的风浪。如果没有西风带，南极也不会是目前人类仅存的一块净土了。西风带是通往南极的一道天然保护屏障。但是，现代科学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它的变化过程，减少了许多危险。

1999年12月4日晚饭前“雪龙”号到达普里兹湾陆缘冰上，两米多厚的固定冰和50厘米深的雪，使破冰能力只有一米的雪龙船拱不进去，而骑在了冰上，这里离中山站直线距离30公里。

在南极中山站卸运物资百分之九十要靠天吃饭，每个考察队员同时也是搬运工，干活时不分男女老少，不管你是专家、学者，还是船员、高级记者，大家都要枪时间卸货，我由于原来身体底子好，干起活来不比年轻人差。

6日晚饭后，我们几个记者到大冰山脚下拍企鹅、海豹，录它们的叫声，在海冰上我小心地过潮汐缝，因为是第一次，多少有些害怕。看到小海豹吃奶，我很想拍下来，可大海豹为了小海豹的安全，离开了我们，小海豹咩咩叫着追大海豹吃奶，我录下了它的叫声。威德尔海豹牙齿锋利，会打冰洞，我轻轻地摸了一下它的肚皮。它张开大嘴不出声，也不咬我，我还是后退了一步。我听到大冰山发出微微的冰裂声，忙带耳机录音，耳机往头上一戴，就被冻裂了。四只帝企鹅正在唱歌，我拿出录音机一看，电池已经耗尽。在南极大冰库里，电池消耗特别快。船员邵哲平由于没带备用电池，相机不能使用，白跑了一趟。大冰山离雪龙船看似很近，我们在没膝的冰雪中往返走了四个小时。

12月7日我乘雪地车去中山站，在陆缘冰上抄近路还走了三个半小时，沿途看到很多竖起的坚冰、海豹洞和冰裂隙。难怪装满货物的雪地车，直线距离30公里要走六个小时，六辆车跑了两天就坏了三辆。在冰上卸运物资是很危险的，人不小心掉进潮汐缝或海豹洞里，三分钟会冻僵，五分钟会冻死。

我到中山站已经是晚上10点钟，不少15次队的越冬队员还在会议室里。听说我来了，都坐过来，和我诉说一年的越冬经历。他们告诉我，从第16次队启航的报道中，他们认识了我。中山站每天晚饭时集体收听中央台的《新闻联播》他们只有通过它了解国内外新闻。

1999年12月8日晚上12点钟，中山站接到雪龙船电话，告知船上队长盛六华病危，急需医疗设备及医务人员的支援。在中山站的记者整装待发，领导十分重视，立即分头准备并派出仅有的两名医生，在20分钟之内准备好了抢救病人的医疗设备和药品。同时站上向临近俄罗斯进步二站求援，9日零点10分雪地车开往俄罗斯进步二站，去接俄方医生并把他们的急救医疗器械一起装上车。

我刚好坐在这辆车上，12月9日零点12分，中山站两辆雪地摩托车、两辆雪地车在南极的暴风雪中浩浩荡荡出发了，具有丰富极地驾驶经验的王新民，驾驶雪地车在前面开路，带着GPS的彭文均坐在旁边导航。后面跟着两部雪地摩托车；由机械师李金雁驾驶的雪地车，从俄罗斯站接好人也迅速地赶上了车队。16次队副队长刘小汉驾驶着雪地摩托车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在前面摸索探路指挥车队前进。

暴风雪把本来是白昼季节的南极刮的昏天黑地，能见度只有两三米的距离，在凹凸不平的海冰面上根本分不出高低。第一俩先导车忽地开上了直立凸出的冰丘上，车头一下子直立了起来，车箱内的人有如被抛了出去感觉，一下子都拥到了一起，还没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车头又呼的一下往前扎了下去。司机和车厢内的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实在太危险了！两辆雪地摩托车一会翻车，一会扎进雪堆里，人们钻出了车门，把车子抬出来，又上路了。

大约走了一半路程，暴风雪越来越大能见度几乎是零，如果不是为了救人，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驾驶车辆行驶于海冰上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坐的雪地车也是险象不断。

风越刮越猛雪越下大我们的车慢的就向爬行一样，前面的车在暴风中寻路而进，后面的车虽然与前面的车相隔只有十几米却看不到前面的车，车与车之间只能用对讲机相互通报情况。尽管我们用了GPS定位可是还是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在原地转起圈来。队长刘小汉用高频电话急促的和船上联系，这时大家的心情都很焦虑紧张，大家知道在冰面下是八百多米水深的大海，冰面上有海豹洞和冰裂隙，万一掉进去后果将不堪设想。高频电话里传来了雪龙船船长袁绍宏的声音，大家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虽然车队在路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可车上的两位中国医生还是不断的通过对讲机询问着病人的情况、判断病因商量救护方案。

就在我们离雪龙船还有两公里的地方，忽见前面的雪地车停了下来。还没等车上的人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刘小汉副队长驾驶着雪地摩托车就赶到了，他站在车旁查看，槽糕！雪地车的左侧履带断裂。我跳下车想拍照片，刚走两步我掉进了齐腰深的雪坑里。风越来越大，能见度也更差。刘小汉副队当机立断，弃车！一部分人上后面车，两个人分坐在雪地摩托车后座上，为防止再次出现危险另外派俩人在冰上边走边探路。

经过车队和雪龙船船长5个多小时的共同努力我们克服了重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蹬上了雪龙船。我抓紧这有限的时间到船长那里进行了简短的采访。船长说：“队长前几天的身体就不太好，我每天都到他那里去汇报一次工作情况。看到他饭吃的很少就让船医一直在给他作检查，我想也许他第一次来南极不适应南极的环境休息不好，您在南极也体会到了，在南极极昼季节是很难休息好的。昨天晚饭后我去看他，见他饭吃的比前几天多，没想到晚上12点左右突然吐血。医生采取了紧急救护措施，我立即用高频通知站上并用短播和澳大利亚的戴维斯站取得了联系，他们同意派直升飞机接盛队长到戴维斯观察治疗。因受暴风雪影响飞机无法起飞”。由于抢救病人，雪龙船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启航，开往南美洲。

我们航行在南极海域的途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给我打来电话，商讨澳门回归直播问题。根据台里要求，我采访了船长、政委、科考人员。

1999年12月20日零点整，我们远离祖国的中华儿女和祖国人民共同庆祝澳门回到祖国怀抱。我们在南极雪龙船上开大会，表达喜悦心情。大家齐唱《歌唱祖国》，表达远在南极的科考队员和船员同祖国心连心的感情。

我在第二次过西风带时做了远在南极的祖国儿女欢庆澳门回到祖国怀抱的现场直播。考察队员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自己的节目，更加欢欣鼓舞。

12月20日中午11点05分，船进入西半球的威德尔海。21日零点，大雪纷飞，八级大风，阵风达九级。海上的浮冰随着巨大的涌浪也都纷纷地跳起舞来。几天来由于长时间遇到强气旋，船在不停地摇晃。我的体力消耗太大，感到很不舒服，腹中的食物在胃里摇来摇去，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看两页书就睁不开眼睛。有人说，到南极别看那么长时间，体力消耗特大干不了什么事，我来到船上以后才体验到确实如此。如果打电脑会加快晕船速度。

1999年12月30日夜里，雪龙船刚进入德雷克海峡东口不久，遇上了12级台风和8米的涌浪。大船在颤抖，船长马上降低船速。啊，我们现在是第三次过西风带。船长为了人和雪龙船的安全，当即立断转向往回开，到南美洲最南端合恩角锚地。我们在31日早7点半到达哈特利彼抛锚避风。这里可真是避风的好地方，水深38米，三面是山，一面是海。

马上就是2000年元旦了，船上抓紧做各种准备，厨师准备好过年食品，记者忙于报道，队员和船员在船的摇晃中排练节目。31日下午5点钟一顿丰盛的晚餐开始了，全船68人集中在一个餐厅就餐。俄罗斯医生谢尔盖和我们一起过新年。大家相互敬酒祝贺千禧年的到来，真是开心极了。

31日晚上8点半钟，雪龙船在南极欢庆2000年元旦，举行了文艺汇演。党办主任李红锋和水手长吴林的一曲《走进新时代》拉开了晚会的帷幕。船长袁绍宏说：“作为雪龙船船长，我深知自己肩上的使命和历史的责任。我相信在新的一年，我们雪龙船会有新的局面。大家知道1999年气旋总跟着雪龙船跑，那么，2000年我们会把它甩得远远的，放心好了！我们会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接着船长请政委裴福余、轮机长徐建设和他一起深情地唱了一首《大海我的故乡》。天气预报组组长张华芳的《老姑娘征婚》饶有风趣，她那忸怩的样子真可笑。最引人醒目的是团支部组织的交谊舞表演，博得大家阵阵喝彩。21点45分我离开了会场，给我台传送雪龙船庆千禧年元旦节目。

“雪龙”号首航北极之后又挺进南极，我国第一次实现了“一船一年两极”。在浩瀚的大西洋，“雪龙”号已经航行在西半球上，将比祖国晚12个小时进入2000年。在这个举世欢庆的日子里，我们怀着对祖国母亲的崇敬，怀着对祖国亲人的思念，欢聚一堂，共度这难忘的夜晚。到南极的科学家、船员、记者面向祖国的方向共同举杯祝愿，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祝愿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祝家人平安幸福。

船员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收听到自己船长的声音，听到自己演唱的节目，奔走相告。我不止一次听到，“你们中央人民广播台真支持南极考察事业”的反映。并且一再叮嘱我，你再发节目前，广播一下让我们大家都能听得到。

2000年1月1日中午11点半雪龙船由哈特利彼启航直奔长城站。下午3点又起涌浪，船左右摇摆，到驾驶台上一了解，我们已经进入德雷克海峡了。今天天气很好，也没什么风，涌浪大得能使船摆到25度。我的电脑下面放了双层毛巾还滑动，放在冰箱上的饭碗、水杯哗啦一声都掉在地上了。就连放在塑料袋里的纸装葡萄酒也从箱子上滚到地上。当时我正给体育部打电话，一个涌浪打在船上，我被扔到了床上，看谁硬？我的左胳臂肘把电脑外接软盘的硬朔料盒砸下了一块。当然我也流了血，没上药也好了。

1月2日晚上10点15分，我们雪龙船上的人员参与了中央电台〈体育沙龙〉直播节目的演播，我请政委裴福余代表全船人员向全国人民问好；党办主任李红锋介绍了船上八位女同志，并且介绍了澳门回归、2000年元旦雪龙船是如何庆祝的。我介绍了船上的体育设施和开展体育活动的情况。船员杨文友收到了这个直播节目，他给大家讲起来非常激动。很多考察队员也听到了《体育沙龙》直播节目，他们说，有了短波收音机，我们在住舱里就能够知道天下大事。

阿莲，是中国科学院海洋所的在读博士研究生刘会莲。在第16次南极科学考察海洋生物学考察当中，负责浮游动物高速采集器走航采集、IKMT定点斜拉网、浮游动物垂直拖网、研究磷虾的饵料。

阿莲纯朴，待人热情。16次队第一个上雪龙船的是她，最后一个上船的是我，刚好安排我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打水、扫地她样样抢在前面。她到哪儿笑声就到哪儿。我们很快就相互熟悉了，闲聊中知道阿莲和我女儿同岁，我就亲切唤她丫头，她答应的又脆又甜，我的感觉就象在家里一样，当我外出采访时她会提醒我要多穿衣服船上走路要当心。我从北京带来笔记本电脑，但在家里我没使用过，放在桌子上很长时间没动，每天还是趴在桌子上写稿子。丫头看到这情景觉得很奇怪地说您怎么不用电脑哪？我笑着说你来教我吧！她惊呀的啊了一声！

我和阿莲住在一起，她当起了我的电脑老师，我有一点进步，她就热情鼓励，比教小学生还认真。我记性不好，阿莲教了一遍又一遍。

我为能和搞科研的同住一个房间暗自庆幸，因为我是报道体育的记者，科技报道我是门外汉，采写科技稿件，我经常向她请教，为了说明白，阿莲翻开书，指着图讲给我听。有时看到我写的文章用词不当，她会及时给我纠正。人们说阿莲真象我的亲女儿。

2000年1月9日，雪龙船上的记者提议，今天是焦大姐55岁生日，晚饭后我们在大餐厅开个Pat，北京青年报的女记者袁力马上接过来说我主持。雪龙船党委赠送了精美的生日卡，船员送来了各种美酒，考察队员带来了饮料，澳大利亚青年科技工作者曼特赠送一个考拉玩具。美国科学家珊蒂、奥伦，俄罗斯医生谢尔盖都来祝贺。我原来在北京师范大学上学时的同学，北京的曹坎荣、辽宁的王家铧、河北的姜菊华纷纷打来了越洋电话，祝贺我的生日。这是我有生以来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日，也是最不寻常的一个生日。船上摄影师郭广生用摄象机记录下了这一难忘时刻。

1月27日我第二次上中山站，在一个月时间里，我对每个越冬的科技工作者逐个进行了采访。中山站位于拉斯曼丘陵，出门就爬山，我还参加了登山比赛。我看到15次越冬队员拍的南极风光非常美，我给它写了解说词并且配了音。

2月3日澳大利亚戴维斯站站长罗博特参观中山站，我抓住机会采访了罗博特。他邀请中山站站长刘书燕、科技工作者，同时也邀请了我参观戴维斯站。

2月8日早晨，我在海冰上走了40分钟回了雪龙船。刚一上船，驾驶台广播要我接高频电话，翻译曾星舟说两架澳大利亚飞机已经停在中山站，等你上飞机。我答应马上去中山站。澳大利亚科学家吉姆插话，等等，你不要离开雪龙船，35分钟我们去接你。我赶快准备录音机、照相机等器材。澳大利亚直升机准时降落在雪龙船停机坪上，专门来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记者。不少人来送行，地方台、小报记者站在飞机旁只能留个影。

2月27日，我们利用澳大利亚飞机撤站，度夏队员返回了雪龙船。

再见了，南极！

再见了，战友们！

要回国了，我同郭广生合作，利用回程的时间制作了一部32分钟的第16次南极考察汇报片，真实的记录下这段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