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嗜好。有的事出有因,有的莫名其妙。例如我生为巴蜀之人,却从不喜食辣椒,辣味重一点就要闹肚子,令人不解,而更令人不解的是,我特别爱吃醪糟粑。
在山珍海味吃腻了,许多人为营养过剩、身体超重而发愁的时代,醪糟粑毫不起眼。就是作为小吃,也不如窝窝头、南瓜饼之类,登不上大雅之堂。可是,我对醪糟粑的偏爱,保持了二十多年。我有晚上加餐的习惯,在很多人沉浸在黑芝麻糊、麦片或牛奶的香味之中时,我总是独自走到街边小吃摊前,要上一碗醪糟粑,吃个汤汤粑粑不剩,百吃不厌。
醪糟粑的味道,让我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惟有粮食紧张;到处莺歌燕舞,人人黄皮寡瘦。我家四口人,父母都在单位上班,家道略等于农村的中农。然而,在计划经济,吃穿用度都凭票供应的年代,物质生活的贫乏,让年幼的我记忆深刻。比如食糖,每个人每月供应二两,偏偏我又嗜糖如命。有一天,妈妈给了我两分钱,叫我去楼下小摊买薄荷糖,我和妹妹一人半块。结果我去了老半天才回来,原来在路上经不住诱惑,我边走边舔,等交到妈妈手中时,四四方方的薄荷糖已被舔成标准的圆形。还有吃肉,我们全家在父亲单位吃食堂,炊事员周大爷每周炒一次回锅肉。全家人委派我去端肉。从切肉到大锅里炒肉到舀肉,我寸步不离地守在周大爷面前。因为我眼尖,总是能把最油的分量最多的那碗回锅肉端回家。
既然如此,吃醪糟粑就是一种奢侈。其实,醪糟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就是把糯米粉加水捏成团,再捏成小块,加入醪糟和红糖煮,又甜又糯。当年小城大桥窝有家小店,醪糟粑做得好。家里在填饱肚子的基础上,略有余钱,于是,父母经常叫我去大桥窝端醪糟粑。在文化生活极端贫乏的晚上,能有醪糟粑吃,当然是令人高兴的事儿。于是,我拉上妹妹,提起一口小锑锅,兴冲冲地直奔大桥窝而去,乐此不疲。这样的情景,我经历了整个七十年代,直到改革开放,人民过上好日子。
和醪糟粑一起留在我脑海里,恐怕永生难忘的,还有一项离奇的罪名。城里有个满脸络腮胡子的搬运工,上有双亲,下有四个孩子,家境非常贫寒。有一天,被人捉住五花大绑地游街示众,胸前挂一木牌,上书:偷大粪掺水卖高价。不光偷大粪,而且掺水,还卖高价。罪名之复杂离奇,举世罕见。
因此,醪糟粑深刻于我的记忆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偏爱醪糟粑,或许更多的,是吃出一段经历,吃着一种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