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句话,用在什么人身上最合适?小偷。所有神经正常的人都深恶痛绝梁上君子,因为他们总是在你最无戒备心的时候,蹑手蹑脚地拿走你不想被拿走的财物,然后在寂静的夜晚或白天,悄无声息地带着收获蒸发。
我十多岁时,也加入过梁上君子的行列。印象较深的有两次,其中一次做得很漂亮,一次则失手,挨了严父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小时候酷爱读书,但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连买柴米油盐的钱,家里都是挤了又挤,哪有多余的钱购买精神食粮。当时我家住父亲的农资公司宿舍,公司大会议室有个大书柜,两扇玻璃门里装满了书。于是,我贪婪的眼睛盯上了它。大会议室前面是天井,左边是食堂,右侧是小仓库,倒也清净,便于我作案。在一个夜阑人静的夜晚,我悄悄遛进会议室,使劲扳开锁着的柜门下端,手刚好能从门缝中伸进去。摸着厚厚的书籍,我就象饿汉咬住了面包,心中既惊慌又喜悦。第一次,偷了一本,然后静观其变。过了几天,风平浪静,于是再次下手,这次偷了两三本。此后,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从书柜中偷了十几本书,一些杂志和画报。在那个极其困难的年代,这些书刊喂饱了我无比饥渴的眼睛和灵魂。
终于,管理书刊的刘阿姨发现书越来越少了,报告公司领导。一干人围着书柜勘察了半天,觉得奇怪:没有外借,书柜又完好无损,难道那些书刊会长脚?会遁术?案子终究无法侦破。
不知当年刘阿姨有没有因为书刊丢失而受到公司处罚?如果有,在这里我真诚地向她表示歉意。
我家的邻居姓邓。邓家有两个女孩,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我们常在一起玩。邓阿姨的丈夫在重庆工作,她是个大马大哈的人,钱物到处乱放。有一天,我在她柜子里翻到几元钱,动了歪心,偷了钱后,立马跑到新华书店,一二三四地选了一大堆崭新的书,心花怒放地抱回家。没几天,露了马脚。父母追问书的来历,我起先谎称是借同学的。于是母亲押着我顶着大太阳去同学家对质。没对上质,又被押回家,挨了父亲一顿楠竹篾片敲腿筋肉。“严刑”之下,只得如实招供。
末了,垂头丧气地被父母揪到隔壁认错。邓阿姨听明原委后,居然矢口否认丢了钱,并一再说我偷钱买书看不是什么错。但父亲却认真地对她说:“娃儿喜欢看书,不是坏事,但偷人家的钱要管,否则,今后还了得”。
最终,邓阿姨坚持不收那几块钱。书,当然是留下归我了。几年后,邓阿姨和两个小妹妹迁居山城。又过几年后,听说她因患肾病英年早逝,我很难过。
少年时代两次盗窃,都是缘于我爱读书的天性。这个难忘的记忆,我一直保持到如今。后来,我对那些确因生活所迫而做贼的人,怀有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怜悯,因为我也做过贼,只不过是为了读书。当然,那些好吃懒做而行窃者,不在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