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的鱼

我和弟弟景安在乡村过了很短暂的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我们举家迁到一个小镇上。今天，这个小镇已经成为市区，繁华而热闹。可当年一条主街道就贯穿了整个镇子，平凡而荒凉。因为没有环城车，我和弟弟离就读的小学在当时算不上太远，跑步大约25分钟的路程。因此，母亲天还没亮就早早唤我们起来，并放两块钱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和弟弟拿了钱就朝学校方向奔跑。那时，食店开门都很早，我们可以买到热腾腾的小笼包，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暖手。那一个个雾气弥漫的冬天的清晨因了那几只包子而温暖了许多。

吃完东西，我和景安继续跑，起初我还得等他一阵，他总象和我比赛似的，拼命地奔跑，后来他就跑得比我快。每每跑到学校，学校还一个　人也没，我俩就绕着操场慢跑，一圈一圈重复着，彼此讲着昨晚看过的电视剧情节，甚至还会为某个人物而争执不休。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月亮与太阳同时挂在天空的奇景。学校不大，操场边上种满了白杨，远处可以看到并不高峻的青山和田坎。我们一直天真而固执地以为山后面就藏着我们那些最自在的童年。

一

本来还算殷实的家境因父亲的入狱而一落千丈。我亲眼目睹父亲被两名警察推上警车的情境。

那是一个黄昏，我正和一个孩子打架，突然看见戴着手铐立在夕阳里侧脸看着我的父亲，脸上的毛孔纤毫毕现，眼神里承载了太复杂的表白，弥漫着一层挥散不开的凄苦，欲哭无泪而又无比眷恋。那个孩子趁我发愣的间隙抓伤了我的脸颊，我并不觉得疼，只是呆看着那辆警车绝尘而去。黄昏的夕阳洒满了我家职工楼旁边的篮球场，像在冬天的清晨点燃的篝火温柔而缓慢地燃烧。我感到羞愧，撒腿往家里跑，冲向坐在沙发上抽泣的母亲，“爸怎么啦！”母亲也不回答，抱着我的头继续哭。九岁的景安不知何时也跑回了家，看见母亲哭，也跟着哭起来。我不哭，挣脱母亲的怀抱，才感觉被抓伤的面颊灼烧般疼痛。我甚至拍着母亲的肩安慰，“爸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年，我十一岁。

二

而父亲并没有很快回来，一去就是八年，直到我上高中。那几年，我敏感而脆弱，听人提起父亲，眼泪就会扑簌而下，哪怕至亲的外婆说父亲的不是，都会让我泪流不止。

也因为父亲入狱的关系，我们被迫从新职工宿舍楼搬到民工宿舍，所谓宿舍就是一排临时搭建的砖房而已。我和安受尽了同龄孩子的奚落与　排挤，让我们学会了隐忍和坚强。我和安依旧踏着晨曦朝学校奔跑，似乎只有在奔跑中才能暂时忘却家境的窘迫和生活的艰辛。那些落尽叶子　的法国梧桐因为长年无人修剪几乎遮盖了街道上方蓝灰色的天空。在那一个个寒冷的冬天的清晨，我和安挎着军绿色的帆布书包飞翔一般地在　一棵棵梧桐的注视下奔跑，透过那些交错的枝杈可以看到启明星孤单地生长在灰蓝灰蓝的天幕之上，那一点光亮带给了我们希望，一种并不清　晰的希望，起码它意味着天明。

三

母亲临时找到的工作收入不稳定。很难维持我们三个人的日常开支。尤其到了年尾，更是捉襟见肘，幸亏得到了亲朋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　我和弟的学费。我和安也不再光顾那家包子铺，常常清早起来煮面条吃，或是母亲早早起来为我们炒个蛋炒饭。安因为小，经常埋怨，说还是　小笼包好吃，我会将母亲拿给我买文具的钱省一点出来偶尔为弟弟买一次早餐。我不吃，只看着他吃，可我看他吃得如狼似虎，觉得很满足。　安吃完以后，会对我甜甜一笑，他因为生过一场大病，脸很瘦削，可笑容却层次分明地灿烂。那个绽放的笑容就是我最大的欣慰。我那时曾立　誓，将来要挣很多钱，为弟弟买好多小笼包。然而，多年以后，他已经并不热爱这种食物。

安周末要负责去锅炉房提一热水瓶开水，而我要拎一桶。那天我打篮球摔伤了腿，母亲还没有下班。安就提着我们家唯一一只保温的热水瓶　去打水，再注到桶里。可第三次，约是年纪太小，上楼梯时，安手中的水瓶落在楼梯上“砰”的一声摔破了瓶胆，溅起的滚烫的开水烫伤了他穿着我那双旧球鞋的脚。他拎着热水瓶瓶壳沮丧地推门而入，惊慌失措地看着坐在沙发上写作业的我。我让他脱了鞋，在受伤的脚面上擦一点醋，可还是红起来，又破了皮。母亲回来看见他受伤的脚，二话不说就拿着扫帚狠狠地抽我，我一声不吭，也不解释。直到母亲抽累为止。母亲到屋里可以找到的抽屉里到处找治疗烫伤的药，只要沾一点边的药，她都找了出来，涂在弟弟受伤的右脚上。当母亲看见我也一瘸　一拐地上桌吃饭时，只心疼地看了我一眼，算是道歉。然而，我并不觉得委屈。虽然桌子上只有三个菜，我却吃得很香。

四

我和安就读的小学每年冬天都会举行万米越野马拉松，全校的学生几乎都会报名参加。我因为腿伤没报名，弟却去了，因为往年的三等奖奖品都是一只崭新的暖水瓶。

体育老师的发令抢一响，学生们象闸口的洪水从校门向外汹涌而出。他们沿着一条开阔的土路朝当年日本人修的一条废弃的铁路奔跑，远远看去选手们就好比荒原上奋蹄的马群。土路夹在两片桔林中间，本来是果农们用来运送桔子的车道，被汽车碾过的深浅不一的车辙清晰可见，虽坎坷，倒也开阔。道路两旁高大的桔树在冬天显得格外浓绿，铅灰色的天空在选手们跑上铁路时下起小雪。弟弟开始呼吸急促，汗水将后背的运动服洇湿了大片，并顺着裤管流到烫伤未痊愈的脚背，针扎一样钻心地疼。从他口里呼出的白汽结成水和着雪片砸在他瘦削的脸庞，四围的声音一点点弱下去，他只听得见掠过耳边呼呼的风声。我和未报名的学生焦急地站在学校的操场上，依稀可以看见远处铁轨上奔跑的选手，弟弟那套橙色的运动服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显得格外温暖打眼。他紧咬着高他两届的一位学长，排第二。

那年的第一场雪下得很细小，落地即化。我手中黑色的雨伞上看得到零星的白。眼看弟弟摔倒在地，心头一紧，下意识朝前跑了两步，才感觉韧带的伤痛。我清楚地看到他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继续倔强地奔跑。

接近操场时，他明显慢下来，等一个学长超前，才提速冲过终点。结果，那年马拉松的三等奖是二十块钱。我分明看见弟弟用摔破的手掌从校长手里接过奖金时眼中闪过的失望。回家的途中，他忽然转过脸来说，“早知道发钱，不该让的。”我们都笑了，爽朗的笑声在满是白雪的傍晚溶解在冰冷的空气中，弟抓起一把积雪狠狠砸在街道旁的法国梧桐上。树上的雪被震落，落了我们一身，钻进脖子里透心地凉。

五

每每寒假，母亲都会让我们挑上最新的旧衣穿上，带上好吃的，去遥远的农场看望父亲。改造父亲的农场一望无垠，满世界的冰天雪地，路旁秃秃的刺槐上满是积雪，还有一条小河终年不息地灌溉着这片辽阔的土地。时常可以看见岸边饮水的牛，却不见人。弟弟发了疯地奔跑，似乎忘记了平日的冷眼，忘记了母亲在床头低低地抽泣，用他的双腿赞美着这个留有父亲汗水的洁白的农场。母亲却一路沉重，见到从阴森的高墙之内走出的父亲时又总是笑容满面。几年的牢狱生涯已经染白了父亲的头发，触目惊心。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要我坚强。我看得见父亲眼底压抑的喜悦与期待，使我每每涌起守护家人的豪情。

六

我参加高考那年，父亲因为表现良好提前出狱。他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即将参加高考的我筹集学费，因为所有人都相信我会考取。每每看到父亲沮丧地回来，我的心就充满歉疚地随之下沉。那段日子，我与父亲都顶着巨大的压力。看着父亲灰白的头发，心里会泛起阵阵酸楚，我甚至会在更深人静时温书温得泪流满面。

高考前一月，父母激烈的争吵，以至大打出手。小小的家顿时摇摇欲坠，愤怒的弟弟一气之下提起菜刀威胁父亲。因为他不明白，父亲不回来家里本来很平静，回来后却鸡犬不宁，就很为那一个个千里迢迢去看问父亲的日子不值。父子之间一时间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面对双鬓灰白的父亲凄楚委屈的眼神，他放下了手中紧握的菜刀。从此，父亲开始酗酒，而父母的争执也因此愈演愈烈。我也从他们反复提到的孙叔叔约略猜到一些。父亲入狱后，厂里的人避之惟恐不及，只有父亲最要好的朋友孙叔叔隔三岔五地来，还买好多东西。母亲可能因为感激背叛了父亲。一边是最好的朋友，一边是心爱的妻子，父亲内心的凄苦是年幼的我无法体会的。而弟弟开始憎恨这个家，经常在学校惹事，打的那些高他一个头的学长头破血流，我也曾被校长叫去问话，老师实在不明白同一个家庭成长的孩子，为何性格截然不同。我自己也不解，弟弟弱小的身躯里何以隐藏着如此惊人的力量。

我顺利地考取武汉一所大学，并申请了助学贷款。接到通知书那晚，父亲喝了很多酒，我和母亲怎么劝也不管用，但那晚他没有闹，而是哼起了我童年听过的那些旋律单调的家乡民谣。弟弟也第一次没有埋怨父亲唱得难听，而母亲在厨房里收拾那些狼籍的碗筷时偷偷用围裙抹眼泪。我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重要，就象多年前我们去农场看望父亲时，他将他温暖的大手放在我瘦弱的肩膀上的感觉一样。父亲将就筹来的钱做起了布匹生意。弟弟考取我同一所大学美术学院时，父亲的生意已经小有规模。我们家终于摆脱了那间漏雨的砖房，搬进了一套新居室。可弟弟就在离开小镇的前一晚，还在和父亲怄气。

武汉对于弟弟是个全新的环境。远离那个充满争吵的家是他学习最大的动力。已经长得结实英俊的弟弟绕着学校的足球场不知疲倦地奔跑着，我坐在看台上喝着一罐啤酒，恍惚中，我和弟弟沿着狭长的街道在班驳的梧桐树影下奔跑的那一个个湿漉漉的清晨，渐渐遥远而清晰。

七

武汉天气不好，干燥多风。法国梧桐被风吹落的满街的黄絮，在单薄的阳光中，轻悠悠地飘荡。

我们兄弟在大学背后的一条别称“小香港”的陋街边租了间十几平米的阁楼。所谓阁楼，不过是有扇正对大街的旧式大窗而已的破旧屋子。后来被弟弟贴满了他画的素描，也就显得不那么破败了。

我们的生活非常单调，清晨起来吃一块金黄的豆皮，奔走于阁楼与学校之间，短短两公里路程，连接了我的白天与黑夜，再无旁的路走，也无需别的路走。潜心于学业，倒也不会为身外之事烦心。只是更深人静时会寂寞，吃着亲戚们送来的花生，对着满地的花生壳，背靠着那扇大窗，任月光弥漫满屋。然后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某些人或某些事，回忆过往之间，一幕幕离合悲欢生动地上演。人世间勾心斗角的蠢事不会在心灵的重读中涌现，所以回忆是温暖的，甚至从眼中涌出泪来，悲伤有时也暖心。不过，看着熟睡的安，清贫却充实的童年会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涌起幸福的暖流。

我爱坐在窗前的写字桌前朝窗外望，或蓝或灰的天空里映着对街的屋檐，屋顶上常停着几只鸽子，看不出贵贱来，却总能见它们展翅凌空，翩然而起，和谐而从容。

八

这年的寒假，安打了父亲。那晚，父亲回来很迟，我们一直等。父亲推门而入时，步履蹒跚，满嘴酒气。母亲慌忙上前扶住欲倒的父亲，还骂了他几句，父亲竟伸手扇了母亲一耳光，我怔在原地，母亲委屈地哭起来，安冲上去一把将父亲推倒在地。父亲确实老了，从前还追得弟弟满世界跑，现在竟被弟弟推倒，哽咽无语。我拉开弟弟，扶父亲到卧室的床上躺下。那顿饭，一桌子菜，我们都没有动筷子。

新年刚过，寒假还没完，弟就急着收拾行李回校，母亲怎么也没留住。我也只好随倔强的弟弟一起走，安指明不要父亲送行，可我就在汽车启动的一瞬，瞅见马路对面坐在出租车里的父亲正焦急地朝这边张望，我的眼泪唰地夺眶而出。怕弟弟看见，赶紧抹掉，弟还以为我眼里进了沙子。

九

就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父亲去世了。医生说死于心脑血管疾病，外加酗酒，用救护车送进医院时，已经无救。我和弟匆匆回家，家里已坐满了亲朋　，灵堂是临时搭建的，客厅里挂满了白绫。自始至终，安一脸木然。我始终在母亲左右，看着她心力交瘁而无能为力，她流干泪水的双眼空洞无神，让我心如刀割。她总是会忽然紧紧抓住我的手臂，仿佛随时都会站立不起。父亲遗体火化后，安第一次听母亲哭着讲述了父亲从不让提起的入狱的真相，父亲贪污挪用公款是为医治安的肝病。弟的病需要一笔当时对我们来说非常可观的医疗开支，那年安才四岁，父亲借职权之便挪用公款为弟治好了病，后无力偿还，报了假帐，几年后赶上经济严打，被重判入狱。安木然的脸一瞬间发生许多细微的变化，他扑通跪在父亲的灵前嚎啕大哭，似乎要把所有的愧疚在撕心裂肺的哭声中彻底释放，母亲和我合力拉他都无济于事，索性陪他一起哭。在那一刻，我们都变得无比脆弱，风一吹就会倒。

安刹那间明白了自己推倒父亲时那委屈的眼神中的深意，也理解了父亲因为母亲的背叛而酗酒的个中滋味。而此刻，安除了哭，真找不到任何弥补的办法。父亲的骤然离世让安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地蜕变。竖日清晨，安把我从温暖的床上拖起来跑步，领着我朝父亲葬的公墓方向跑。约十二公里，他一直发疯一样狂奔，泪水和汗水在他脸颊上风干后再流，如同不会干涸的泉眼，里面全是愧疚和悔恨。

当安长跪在父亲墓前，我的肺仿佛破了个大洞，呼吸成了最大的负担。我弯着腰，扶着一旁的栏杆，盯着满脸泪水的安，打心底疼惜。头发灰白的父亲似乎在某个我们无法感知的空间朝我们微笑，我分明觉察到这种目光，于是拍着安的肩膀，“父亲没有怪你，他刚才对我们笑呢！”安茫然地看看我，再看看四围，又看看墓碑上父亲的相片上微笑淡定的表情，然后纵声痛哭，初春的朝霞格外温暖，熔化了一切悲伤遗憾悔恨与深沉的眷恋。

十

母亲接手父亲的生意不到半年，就因为当地几家服装厂的倒闭而使父亲苦心建立的局面毁于一旦。我和安的学费与生活费忽然间没有着落，先前由于父亲的脾气得罪了不少亲戚，再去借已然无望。

我瞒着母亲退了学，生存的巨大压力像一张大网从头顶直罩下来，避无可避。

在那个宜人的秋天，一个总是穿着一件高领风衣，手腕上有个清晰的刺青的男孩成为我们的朋友。他姓王，单名一个凡字，留着过肩的长发，也只有一个下岗的母亲，原本纺织厂的工人，靠自己的执着考上了安就读的美院的成教系。也许因为共同的际遇，我们一见如故。

王凡眼神狂野，性格却温和。有的人，见了很多回也不大记得；有的人见一次就印象深刻。王凡属于后者。贫寒的家境逼他不得不靠自己挣学费。街头画像是他唯一的经济来源。他习惯了这种替人画像的生活，也早已没了写生的激情，木然地看着求画的人，仿佛看着一尊雕塑。武汉所有繁华的街口，都留有他背着帆布画架逗留的身影。其实，王凡并没有太多的绘画天赋，只是喜爱而已，可这已经足够成为一个人选择一种理想的理由。

他常带我们去看邻校开得缤纷灿烂的樱花。一树树的璀璨，像极了天边粉白的流云。花期短促的樱花留给我们过眼难忘的怀念。很多学生说大学的爱情极像樱花，总是来得缤纷热烈，只可惜太过短暂。天长地久的爱情不过一个传说而已。所以这个城市的大学情侣都爱樱花，开得超凡脱俗，落得绮丽缠绵。

十一

王凡的朋友王征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的朋友。王征个子不高，却有着惊人的爆发力，他头发自然卷曲，爱戴一顶灰色的渔夫帽，还将帽檐拉得很低，步履自由散漫，在公共场合，常常出人意料地大笑。或许对生活过于绝望，一点小事都可以令他狂笑不止，如同远古的侠客，豪放不羁。他俩合租在我和安的隔壁。

凡画像的收入也算不错，除开学费和生活的开支还略有节余。安也常常一道去，每晚从武昌乘车到汉口，第二天又乘车回来。开得飞快的武汉公车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休息场所，一觉醒来就到了武昌，好象昨晚根本没有出去过一样。总是熬得两眼通红，隔天长睡不醒。我也开始学习素描，拿一只铅笔在洁白的素描纸上临摹别人的作品。我白天在一家小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晚上就在纸上勾画那些骨骼血肉。我喜爱用手触摸素描纸的质感，甚至喜欢削各种规格的铅笔。那是一种单纯的快乐。

凡和征嗜酒，常常拉我和安出去吃武汉的锅仔，要上一箱啤酒，抱着瓶子对吹，直到一方趴下方止。我与安不胜酒力，就只有扮演扶他俩回家的角色。不过，即使喝得烂醉，轮到结帐，王凡还是会忽然从桌子上弹起来，大吼一声，“我付，”说完就阔绰地从风衣口袋里拿出一把纸币，“够不够？”

凡在江汉路的大排挡画像时，结识了一位愿意收藏有才华的年轻学生画的油画的朋友。王凡如获至宝，千恩万谢，要了名片就收拾画夹回了“小香港”。当他近乎语无伦次地把这番奇遇告诉安时，安却意外地冷冰冰地回绝，“饭都吃不起，哪有那么多钱买油画颜料？”我也清楚，自己那点微薄的薪水还不够维持日常的开支，弟弟的学费还在犯愁呢！哪有结余购买昂贵的油画颜料？可王凡拍拍胸脯，“小问题，我来想办法，你只管画。分我一份就成。”

从此，阁楼里就充斥着油画颜料的气味，满地都是挤瘪了的颜料壳。安开始了他第一张油画创作。

我们四个人开始形成一种兄弟般珍贵的情感，生活也有了转机。安的油画越买越好，创作却越来越苦。

十二

为了陪安寻找灵感，我们跑遍了武汉的大街小巷，甚至包括神秘热闹的龟岩寺。不过，去的最多的还是子夜酒吧。我们常常喝得烂醉如泥，倒在吧台上沉沉谁去，王凡甚至有次被人搜光了口袋也浑然不觉，轮到豪放地付帐时，伸进口袋的手迟迟拿不出来，还好我才发了工资。酒吧的老板姓花，别人都管她叫花姐。她得知我们是学美术的，就让安用丙烯颜料替子夜画了印地安酋长头像的壁画，整壁都是，斑斓华丽。花姐因此免了我们半年的酒水。我们就自然成了子夜的常客。

其实子夜也不单单有男客，还有不少花枝招展的女人，又或者少女。都是来买醉的，起先我们也没有在意，直到黄斐的出现。她撞翻安手中的酒杯时，我和王征正在划拳。安脸上的不快只持续了不到两秒钟，接着就很绅士地扶美丽逼人的黄斐去了卫生间。我们都认为将会有一个浪漫的故事发生。花姐告诉我们她是湖美模特班的学生。王征忽然狂笑不止，惹不少人探过头来，我们问他笑什么，他一脸灿然，“还好她不是妓女！”我和王凡不屑地横他一眼。

十三

黄斐第一次来阁楼是为安做模特。我才发现她原来蛮高，和安差不多一样，一米七的样子。脸部轮廓清晰，眉目之间透着灵气，举手投足都很有优越感。她视人不会退让，只等你别过头去。我尽力避开她凌厉的目光，点头算是招呼，想必她已经知道我是安的哥哥。我起身离开阁楼去隔壁，因为房间小，无意中碰到了她的手臂，她似笑非笑地看过来，象审视一件物品一般打量我。安常带我们去看黄斐参加的商业活动的走秀，她甩动她额前的刘海仿佛甩动着飞扬美好的青春。我一直不明白一个不过二十出头的女孩怎会有那样的心机与自负。

以后，每每安带黄斐到阁楼来，我会刻意回避，独自走进武汉夜色笼罩的平凡的街巷。穿堂的风扫过脸庞，飞起我的衣袂和头发，让我忍不住提速奔跑，仿佛在那一棵棵班驳的梧桐树下飞翔。

街头刮起的沙尘让人睁不开眼，眯着眼睛看到的一切被模糊成旧日的时光。用手触摸破旧的墙壁，和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擦肩而过，会生出时光倒流的错觉。

等我吃了夜宵回家，总是刚好遇见安送黄斐回校，许多次我们在窄窄的楼梯间相遇，借着昏黄的白炽灯点头招呼，然后闪过一边让对方先过。我也弄不清在一次次擦身而过的夜晚到底发生过什么。黄斐总是有意无意用身体碰触我的手臂，让人心惊肉跳。有回遇上走道的灯坏了，在擦身而过的一刹，她竟握了一下我的手。

十四

一个夏夜的周末，黄斐自己跑到阁楼来，安陪王凡去江汉路的大排挡画肖像。我尴尬地招呼她坐在安的床沿，倒了杯水给她，面对满地的画框和颜料壳，我有点手足无措。她主动拿起我搁在书桌前的画夹，让我给她讲讲素描，我只好支支吾吾地回应，她索性坐到我的旁边，我脊背一阵发麻。

“安去画像了！”

“我知道。”

“吃过晚饭吗？”

“吃了。和朋友一起喝了点酒。”

接着就是一阵沉默。她忽然开始脱上衣，而里面只有一件小背心，我慌忙制止，她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不是一直暗恋我吗？”“我……没……”王征推门而入时看到的情景让我们三人都特别难堪，我的手刚好摁在她的衣襟上，而上衣已经褪到肩下。王征很客气地退到门口，说了句“打扰了！”我反应过来上前解释时，门已经关了，我将所有的愤怒都倾倒在眼前这个美丽的女孩身上，“你滚！”

我坐在床头，久久缓不神来，也实在不知道怎么告诉安。黄斐再没有来过阁楼，安也从来不问起，可每每看到王征对我狂笑不已，都会很难过。我终于找了个机会，借着酒力向他们坦白事情的经过，安沉默半晌，“斐儿让我问你，可我不想问。我知道你会自己给我讲的。”王征大笑一阵，“难怪我第一次见她觉得像妓！”被安一脚揣翻了吧凳，一屁股坐在地上，我们四个都笑了。我心头悬空的大石总算落下。

我们渐渐淡忘了这个像风一样闯入我们生活的娇艳的女孩。可安一直没有忘怀，他凭着记忆创作了一幅《转身》的油画，画了一个女孩将嘴凑在一个男孩的耳边，一只手却放在身后男子的肩上。算是他对自己那段短暂邂逅的总结。那个油画收藏者小白出了三千，之所以唤他小白，因为他年纪轻轻却白了头，又不屑于染发，以老朽自居，我们乐意叫他小白，他也乐意听，王凡唤过一回，就留传下来。虽然只能看到油画上那个女子昏暗的灯光下清秀的侧影，可我们都知道她就是黄斐。

黄斐的离开并没有改变什么。我甚至还在子夜遇见过她，四目交投时别过头去的反而是她，她头也不回地仓皇离去。每个人都有一些不愿见的人，或是不愿让别人知道的事。花姐告诉我们黄斐做了别人的情妇，我并不震惊，安要了一杯伏特加，愣半晌，然后一饮而尽。

那晚，安首次喝醉，因为他曾经最看不起醉酒的父亲，所以他从不醉。他放纵自己喝酒，放纵自己语无伦次，他要将满腹的怨恨在夜里一次性对我倾倒干净，包括胃里的。这个短暂平淡的爱情游戏，我们兄弟都输了。安以为酒可以让他赢回来，以为放纵可以让挫败感减轻。他错的更深。

十五

安创作了一幅取名《稻草人》的油画，小白出了有史以来最高价六千。画的是一片金黄的麦田里，收割的麦穗被堆成垛，小姑娘衔着一根麦秸仰面躺在麦垛上，旁边有个还没来得及拆掉的稻草人。为了这幅画，我们去城郊拍了几百张相片。而我们的噩梦也由此开始。小白以三十万新币的价格将《稻草人》卖给了一个新加坡的收藏家。约是赚够了，小白移民加拿大。尽管那三十万没我们什么事，我们还是在子夜庆祝了一番。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生创作的油画买这样的高价，当真匪夷所思。

次日清晨醒来，昨夜短暂的喜悦之后，面对武汉喧闹的黎明，我们才觉察到失去了最赖以谋生的手段。小白的移民让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情形。

武汉的艺术氛围虽不算浓郁，却不缺画廊。王凡满怀信心，让安继续创作。结果安创作的《失落的真心》几乎遭到了所有画廊老板的拒绝，最后以一百元的超低价卖给了一位有几分姿色的女老板。还是王凡牺牲色相，死乞白赖的成就。这深深伤害了安的自尊。他一怒之下摔烂了画架，用脚狠命踩地上的画布，仿佛在践踏残酷的生活。安从王凡手里接过三百元时眼里闪过的失望象极了他小学时从校长手里接过奖金的神情。如果他知道那幅画其实只卖了一百，又该是怎样一种失落。

不过，尊严并不能换来食物。安在电话听筒那端传来母亲抽泣声的一刻还是妥协了。他开始临摹莫奈、费欣、毕加索以及许多大师们的名作，甚至国内的陈逸飞、谢楚余的作品。但也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还得不定时靠王凡和王征接济。我和安对母亲最大的孝顺就是不开口要生活费。先前从小白那里挣的钱全做了安的学费，剩下的两千只够维持我们四个人两个月的开销。

十六

王凡开始在外面揽各种活计。包括为中山公园私人承包的夏季冰雕展画海报。海报高八米，长二十米。我们顶着烈日在公园的空地上大约六十张木板上描线，上漆。我们一人拿两只油画笔拎一只油漆桶，跪在木板上不分昼夜地画。累了，就在干净的木板上躺会儿，饿了，就啃一口面包。记忆深刻的是那些老也赶不走的蚊子在灯火如昼的工地上拼命地叮咬我们每一寸裸露在外的肌肤。用了近四十桶油漆，画了一周时间才完成。老板答应我们五千，可王凡只要到两千，除开油漆钱，余下不到八百。他全给了安，可安回到阁楼里还是动了气，“你不把钱拿回来，我们朋友都没得做。”我和王征都没出声，盯着王凡。王凡看看我们，无言以对，抓起床头的衬衣跑了出去。

阁楼因为没空调，格外炎热，头顶的吊扇呼呼转个不停，投在天花板上的阴影仿佛在轻微颤抖。我站在窗前看见王凡跑动时飞起的纠结的长发，才想起我们有一个礼拜没洗澡了。

我们从学校的澡堂走回阁楼时，迎面遇见王凡。他敞开的衬衣上的纽扣掉了三颗，领子上有血，头发蓬乱，双眼通红。他从口袋里掏出三千块递给安，我们还没来得及询问，他已经上楼。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怎么敲门也不应，门外清晰地听见风扇的叶片搅动的气流声。我们嫌阁楼太热，跑去泡录象厅。

清早回来，看见王凡被推上了警车。我不知道当日安看到这个情形想到了什么，我在那一瞬间想起了多年前同样被警察带走的父亲。原来王凡向姓高的老板收钱，被他手下人推搡，盛怒之下抄起门口的木条冲进办公室砸破了对方的头骨，血汩汩流出，周围的人被王凡的气势震住，不敢上前。王凡在手抚头部的高老板的腿上再补了一棍。“别打了，我给，我给还不成吗？”高老板让他自己从办公桌里拿，王凡扔掉手中紧攥的棍子，认真点数，“我倒无所谓，我的朋友跟我熬了七天。多的我不要，我就拿属于我的三千块。”

我和安去了警局，赔了三千块给高老板做医疗费，警局才放了王凡。灰头土脸的王凡不好意思地对我们笑，“没事，大不了我请你们吃几个月。我还可以画像啊！”“应该的。三千块就图了个痛快。我们的伙食你当然得包。”那一刻，我忽然觉得高高大大的王凡蛮可爱，像个乖巧的孩子。披着长发，穿着没了纽扣的白衬衣跟在矮他一个头的安的身后，那种情形真的很可笑。不过，我笑不出来。

十七

武汉的秋季很短暂，冬天来得早，迎风穿过宽阔的街道，让人忍不住打寒战。可王凡的那个冬天因为一个叫杨丽的女孩而倍觉温暖。他穿着那件发白的风衣在武汉的街头画像，发现身后不知从何时开始站着一个女孩。“画像吗？”“不，只想看看。”女孩清秀的面容上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盯着王凡，这是一种王凡无法解读的目光。随后，王凡就一改从前游荡的状态固定在邂逅杨丽的地方画像，约好似的，杨丽每每黄昏过来。因为她的到来，王凡的那个冬天有了期待。

我和安第一次见杨丽，是在认识王凡一个月以后，杨丽居然会脸红，羞涩地站在王凡身后。这样的女孩已经很少见。杨丽是酒店的服务员，热爱绘画，因家境而不能追寻理想。她很有天分，却没有选择的权利。她欣赏王凡的勇气，在她看来可以做自己喜爱的事的人都是幸福的。

自打认识杨丽以来，他挣钱更拼命，常常彻夜在江汉路的大排档画像。他喜欢一手支撑着街边的栏杆逾越而过，穿过奔流的车潮，再又一手支撑另一边的护栏跳入行走道。他穿越马路的样子洒脱从容，风一样跑过来，风衣的下摆被灌进去的风鼓起飒飒地飘荡，像极了某某电影明星。我一直以为要不是后来发生的变故，他做明星比画画更合适。

杨丽的弟弟患有脑瘤，需要庞大的医疗费用，生活原本还算宽裕的杨丽的父母从此四处举债。杨丽因此不得不放弃学业主动承担一部分费用。热心的王凡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原来，爱也是一种负累，只不过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负累。杨丽一直都很抗拒他的钱，王凡还必须装出很阔绰的样子。他不想杨丽知道这些钱是他通宵画像赚来的，所以他还得打足十二分的精神陪杨丽去汉口医院看望弟弟。

十八

王凡沉醉于他的浪漫世界，我们三个就经常去子夜，奇怪的是黄斐来子夜的次数忽然多起来。听花姐讲她被那个包养的老总给甩了，经常在子夜喝得酩酊大醉。安在那个印第安头像面前再次扶喝醉的黄斐去了洗手间。她再次出现在我们的阁楼时，从前眼中的傲气已经荡然无存。青春最美好之处就在于改变，让人在岁月的洗礼中悄然完善。黄斐较以前变得沉静，开始向安学习速写基础，她梦想成为服装设计师。她说模特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靠自己。她的变化是可喜的，也嬴得了我们的尊重。

十九

在杨丽的悉心照料下，弟弟的病有了转机。看着杨丽脸上的笑容，王凡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医生建议做一次大手术，将脑瘤彻底切除，但可能有生命危险。起初，杨丽的家人并不同意。不过，弟弟却坚决要做，他不想再拖累家人，尤其是姐姐。手术之后那晚，杨丽一直守在病床前，直到弟弟苏醒，医生说只要病人醒来就度过了危险期。杨丽的父母劝她回家睡一会儿。她从医院出来时已经凌晨三点一刻。

杨丽并不急着回家，她此时最想看见的莫过于王凡，她希望王凡可以分享她的喜悦，可又不想打扰他的睡眠。这些日子，她太过关注弟弟，又太过忽略王凡，甚至还对王凡发脾气。此时此刻，她想到王凡始终如一的笑容，忍不住自己也笑了。她沿着灯火通明的江汉路一路走下去，她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直到天明，然后打电话告诉王凡从此以后可以好好照顾他。沿途的大排档不时听见自弹自唱的街边艺人唱一些老歌，当听到《笑脸》这首歌时，她不由朝马路对面的大排挡多看了一眼，一个熟悉的背影一瞬间跃入她的眼帘，她的心抖了一下，终于明白昨天王凡为何能潇潇洒洒地拿给她六千块钱，为何他总是双眼布满血丝。刹那间，盈满眼眶的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一滴一滴滑下来，她用尽所有的力气喊了一声王凡这个无比熟悉的名字，其中夹杂了太多太复杂的情感，有责备，但更多是疼惜。王凡应声转过头来，怔了有大约十秒钟，然后咧嘴一笑，那个让杨丽终生难忘的笑容里包含了所有的语言。忽然，他扔掉手中的铅笔，朝马路这边疾跑过来。一辆公车飞驰而过，刮倒了满面笑容的王凡，空气中传来骨头碎裂的声音。杨丽的世界仿佛一下子静止下来，她的思维还停留在一分钟前王凡转过身来那个灿烂的笑容。她捂住脸缓缓地蹲下去，像一根甘蔗在一节节断裂……

被救护车送进医院的王凡的右腿粉碎性骨折，这对他们俩无疑晴天霹雳。王凡因此得了公交公司及保险公司一笔不小的赔款，并退了学。他在病床上将杨丽赶出病房时的神情把我和安都吓着了。杨丽手捧鲜花满面笑容出现在病房获得的回应竟然是王凡劈头盖脸地辱骂，实在出人意料，“都害我这样了，你还有脸过来看我？”语气之沉重，逼得杨丽还没落座就掩面跑了出去，从指缝间漏出的泪水深深震撼了我和安，“你发什么疯？能怪人家吗？”王凡不语，仰头望着天花板，许是为抑制即将从眼中奔跑而出的眼泪。窗外的雪絮萧萧而下，无暇的皑皑白雪遮盖了大地的一切伤口和溃烂。

王凡坐在轮椅上被我们推出医院时，面对这个曾经温暖无比的冬天，他笑着哭了，等待他的是全新的生活。他并没有回家乡，他的母亲实在拗不过，就把他交给了我们这帮狐朋狗友。王凡的振作让我们觉得羞愧，我们都以为他可能因此而一蹶不振，因为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自由地奔跑，再也不能潇洒地从街边的护栏一跃而过，可原来是他那样坚韧的男人。他很快就用获赔的钱开了一家取名重生的画廊。因为安的设计和油画，重生的生意还算兴隆。安和我的生活也有了保障，我的绘画进步神速，在另一家广告公司找到一份平面设计的工作，薪水较文案高出许多。我们也不再去子夜，晚上多半聚在重生。王凡因为腿脚不方便，就直接搬进画廊，在背后隔了一间卧室，因为这许多的艺术品，还蛮有气氛的。虽然他一再鼓励安重新开始创作，可安一直提不起兴趣，他与黄斐的关系渐渐稳定下来，我就从阁楼搬到隔壁与王征同住。王征也不如从前那样爽朗，再也很难听到他狂放的笑声。

二十

次年的春天王征退学去了上海。临行前一晚，我们在子夜喝了一宿，都醉了，包括黄斐。王征说他想趁年轻多跑跑，虽然我们并不认同，但并没有阻拦，因为我们知道，我行我素惯的人，朋友说什么都不管用。我们送他到拥挤不堪的武昌火车站，在喧沸的人潮中，我们得刻意提高嗓门才可以彼此对话。他特别把我拉到一边，“好好照顾王凡。黄斐喜欢的是你，你要好自为之。”“什么？”“好自为之！”

“哦！”他就这样拖着行李随人龙出了检票口，他忽然转身对我们大笑，笑得无所顾忌。他大概希望我们记住他的笑声，我却从他的笑中读出了离别的苦涩。我推着王凡的轮椅出了车站，一路无言。倒是王凡冒了一句，“他还会回来的。”我也豁然，毕竟他还会回来。

二十一

然而，还没等到王征回来。安就要去加拿大，小白愿意资助他在加拿大留学，安也很想去欧洲看看。于是，我和安回了趟故乡。母亲昔日乌黑的头发已经灰白，父亲的离去对她实在是心灵的重创。意外的是母亲并不反对安出国，还让安好好把握机会，说还有大哥照顾自己，让安不用记挂。母亲永远都为子女着想，至于自己，反而顾不了许多。我安静地坐在一旁，老也抑制不住的心酸在心间波涛汹涌。

在父亲的墓碑前，安长跪不起，一直到日落的晚霞洒满了整个墓地。日泊西山的夕阳虽不热烈，却一样温暖，象碑上父亲如霞的微笑。生前受了太多人世的凄苦，死后却用这样一个永恒的微笑表情在亲人的心中凝固，混凝土般坚固的记忆让我和安在生活的困顿与煎熬中学会了坚强。依稀又回到了童年，在冰天雪地的监狱前，父亲用他独特的方式在特别的地点拍着我稚嫩的肩膀要我坚强。

二十二

安走后，王凡装上了假肢，行动尽管依旧不便，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虽然他见到怯怯站在重生门口的杨丽依然冰冷地驱赶，可我明显感觉到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那次他锁了画廊出去买菜时，在台阶上摔倒了，正在马路对面朝重生张望的杨丽慌忙横过马路，象曾经的王凡一样越过栏杆，上前一手搀扶起王凡，“你怎么可以横穿马路！”“你还是关心我对不对？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喜欢我的。我不介意你的伤，真的。求你不要不理我。”阔别许久的温暖，再一次在他们手间温柔地涌动。

后来从王凡口里知道，王征在隔壁清晰听到安与黄斐在阁楼的对话，其实黄斐打一开始喜欢的就是我，可她撞翻的却是安手中的酒杯，她接近安只是为了接近我，可她直到安去加拿大时才说出来，她和安其实一直都没什么。王征和安都让王凡把这件事告诉我。因为安实在不知道该对我从何说起。

我本来去湖美想找黄斐，却意外地在考前补习班遇见杨丽。她决定报考湖美。干净的眼神里全是坚定。她手中的画笔比王凡更有灵气。我读懂了她的目光，尽管我们都没有提他的名字，可她的目光一定将那个平凡的名字在画纸上描了一万次。

二十三

面对黄斐，我平生第一次觉得不自然。我开口说的第一句居然是“你好？”她依旧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一副了然一切的神情。看着她那表情，我就生气。不过，我们在美术馆坐了整个下午。我告诉她，幼时在农村随外婆在河里捞鱼，我用一只蚌壳装满水盛上小鱼跑好远的山路，只为将它们在自家的小池塘里放生。我不会游泳，只知道在陆地上拼命地奔跑，觉得自己象一条奔跑的鱼。她把我拖到校园的跑道上，让我驮着她像飞翔一样奔跑。恍惚中，我仿佛背着那只帆布书包，在一棵棵法国梧桐的注视下自由地奔跑，身边要强的安紧咬不放。

世界是海，我们是海里奔跑的鱼，无论鱼大鱼小，都上不了岸。不过，我们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拥有自己最自由的呼吸的那片海，这是我们奔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