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方志中的地图

掷箸生

http://bbs.koeicn.com/viewthread.php?tid=195030&highlight=
苏品红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北京　100081) 　　
摘要:本文在对方志资料的调研基础上,分析地图在古代方志中出现的状况、方志中地图绘制特点及其与普通地图的比较、地图在方志中的作用及其自身的文献价值。
关键词:中国古代;地方志;地图
中国的地图与方志之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无论在方志的前身地记、图经中作为主导地位的地图,还是在定型后的方志中作为组成部分的地图,它都是方志文献中不可或缺的成分。因此,研究方志中地图的情况既是对地图研究的需要,也是对方志研究的需要。而方志文献是诸多文献中数量众多、信息涵盖面广泛、资料特征独特的重要文献形式,因此,对地图的研究不可缺少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本文只涉足清代以前(包括清代) 的古代方志, 民国及其之后的现代方志不属于本文研究对象。中国的方志文献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笔者所涉猎的只是沧海一粟,因此,从有限的文献调研中得出的某些结论可能有失全面和准确,还望专家不吝指正。
1 　
地图在古代方志中的存在状况方志学界对方志的起源众说纷纭,至今仍无定论,但大家都认同图经是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图经起于东汉,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盛于隋唐,并在宋元明清仍有出现。而图经之前的地记是否属于方志,学界还有争议。两宋是古代方志体例逐渐定型时期,尤其到了南宋,方志的体例就基本定型,直至清代,基本体例变化不大。也可以说,图经是方志的直接前身。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图经和方志是地方志书发展历史中的两个重要阶段和形式,也是现存直接资料和间接记载最多的部分。被某些研究者称为古方志的《越绝书》等作品中“无插图,六朝方志亦无插图,方志插图是从图经开始的”。[1 ]因此,对古代方志中地图的研究,本文就暂时限于图经及其之后的方志资料范围内。地图在古代方志中存在的状况随着时代、地域、修志者等诸多因素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况,但通过去粗存细,去次存主,重大同略小异的提炼,仍然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性。归纳起来,可以从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质量、内容以及地理差异等方面探寻其存在状况,从而揭示这些规律。
1. 1 　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自东汉至两宋,图经是方志文献存在的主要形式。图经是一种以图为主,辅以文字说明的志书体裁,一般是一图一经的体例[2 ] ,经为图设。图志与其类似,可视为同类。从图经的这个性质来看,其中地图的数量应该是不少的,至少在图经中所占比重是不小的。从图经发展的历史来看也应该如此,图经本来就是从地图演变而来的,正是西汉绘制的大量地图,才启迪了东汉图经的出现。虽然存世的图经很少,而且大都是经存图佚,但从有限的文献记载, 我们仍可得知图经中的地图数量较大。如我国第一部官修总志隋代的《区宇图志》“卷有图,别造新样, 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 保存着一图一说的‘图经’古制”。[3 ] 著名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是: “凡四十七镇,成四十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4 ]仍保留一图一说的体制。两宋是图经体例向方志体例转变的时期,新旧势力在此对抗,因此,图经体例和方志体例在这个时期均有体现,但方志体例逐渐占上风,图经也不再是一图一志的古制,文字愈来愈多,而地图则在减少, 不过这一时期仍有一部分图经或方志中地图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图量或所占比重较大,存留了图经的遗风。比如,北宋的《元丰郡县志》共三十卷,而图则有三卷。据称南宋的《舆地纪胜》有十六卷地图,只是后来亡佚。但是,随着方志的体例逐渐形成,地图由主体渐而演变成附庸,图为志设,成为方志中若干部分中的一部分,其地位自然下降到次要位置,在有些方志中甚至没有地图的位置,将图绘取消。比如,本来根据《十道图》修成的《九域图》在元丰重修时不绘地图, 因此将其名改为《元丰九域志》。从北宋到南宋,不少图经在重修或重刻时改称为“志”,如《严州图经》的绍兴年间刻本称为《新定志》。也有称其为“图经”,实则有“经”无“图”,如北宋后期的《吴郡图经续记》即是如此,其书名是因续《大中祥符(路州) 图经》而得。到南宋范成大重修时,书名已不沿用“图经” 了,改为《吴郡志》。乾道《临安志》、淳熙《三山志》、《吴郡志》、《新安志》、嘉泰《会稽志》、宝庆《四明志》等宋代方志中则已无地图,只在一些有录、图、表、志、传、拾遗等分类、被誉为典型方志体例的方志中存有一定量的地图,如淳熙年间的《严州图经》在清代抄本中仍保留8 幅图,嘉定《赤城志》有图13 幅。元明时期的方志经历的是从元代的衰退到明代的逐渐复兴的过程,取得的成就不大,所修的方志总体质量不高,其中的地图数量进一步减少。如较为有名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至元嘉禾志》、《延　四明志》、《齐乘》等均无地图,在笔者调查的25 种明代方志中,总共有76 幅地图,平均每种方志有3 —4 幅图。当然,任何事情都可能有例外,如《长安志图》和《至正金陵新志》就分别有22 幅和18 幅图之多。但这是个别现象,不代表总体面貌。清代是方志修纂的兴盛时期,修志数量是以前各朝代无法相比的,现存5700 余种,占现存古代方志的70 %左右。而方志中的地图数量也在宋元明锐减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当然,地图在方志中的数量和所占比重不能与宋代之前的图经同日而语。在调查的220 种清代方志中,有26 种残,不知是否有地图,另外194 种方志中有2115 幅图,平均10 — 11 幅。地图最多的是康熙《绍兴府志》和《济南府志》,均达89 幅之多,其次是康熙《江宁府志》,也多达73 幅。清代的各朝情况也有一定差别,总体趋势也是逐渐增加。在上述194 种方志中,各朝方志中的平均地图量分别如下:顺治7 幅,康熙9 —10 幅, 雍正19 幅,乾隆10 —11 幅,嘉庆11 —12 幅,道光 15 幅,咸丰17 幅,同治14 幅,光绪9 —10 幅。综上所述,古代方志中地图的数量有“多———少 ———多”的总体变化趋势,即从宋以前的图经的多, 经过元明时期的少,再发展到清代的多。
1. 2 　古代方志中地图的质量总体而言,方志中地图的质量是与其所在方志的质量相当的。而方志的质量一方面随着方志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而异,另一方面也因修纂地或修纂人而异。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方志出现这样的情况: 文字的编纂或印制质量很高,而地图的绘制或印制质量低,或者相反。地图的质量可以从多方面评价,但主要还是绘制的科学性、准确性、艺术性和印制的粗细、清晰程度等。方志处于图经阶段,尤其是印刷技术普及之前, 主要以写抄本形式存在,其中的地图自然多是手绘本,因此基本不存在印制质量问题。这一时期图经中的地图多数都是山水画形式的疆域图、地形图和示意形式的城池图、衙署图等,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较欠缺,艺术性则因人而异,像《区宇图志》这样的名志“,‘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并用欧阳肃书,即率更令询之长子,攻于草隶,为时所重。’可见, 图上的字是请书法家写, 想必图也应是画家所绘。”[5 ]当然,到隋唐时期,地图的绘制已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那么图经中的地图在这些方面也有相应提高,但其表现形式变化不大。方志中地图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清代,宋元明清的大多数方志中地图与此差别不大。王庸先生在《中国地图史纲》中尖锐地指出:“直到清代,一般官绘地图还是画着山水和注着四至道里等等,不但没有什么改进,还比裴秀、贾耽等古地图幼稚而落后了。”[6 ]王庸先生是就整个地图的状况发表的议论,方志中的地图没逃出这个框,甚至情况更糟,这并不奇怪。一方面,由于地图在方志中的地位越来越低下,因此对地图的绘制并不在意,绘图人也不似图经时期地图和绘画还没有分开,由进行艺术绘画的人承担,因此,所绘地图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的提高很少,反而又丢掉了艺术性,难免很多方志中的地图质量不如图经阶段的。另一方面,自宋代印刷技术比较成熟和普及后,编纂完成的方志一般都要付梓印刷的。由于地图制版远比文字困难得多,因此印制的地图质量大打折扣。当然,不同时期方志中的地图在绘制风格上是有差别的,但这对地图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影响。再者,方志在清代很兴盛,地图的绘制技术在清初也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就是康熙年间开始用经纬网控制的实测地图。这一科学制图手段的引进,也改变了方志中地图的制图质量。但是这个变化不是随着第一个经纬网实测地图《康熙皇舆全览图》的诞生而发生的,在道光前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采用计里画方的绘制法上,当然也有仿《康熙皇舆全览图》绘制的图,或直接摹绘该图。到光绪年间,计里画方在方志地图中比比皆是,应用非常广泛。但并不排除,直至光绪年,仍有仿明代绘法的不科学地图出现。而用经纬网法绘制的地图在方志中出现更晚了,且多与画方结合使用。总而言之,方志中地图的绘制技法变化缓慢,直到清代才开始有实质性的进展,计里画方和经纬网绘制方法的使用,才使方志中的地图具备科学性、准确性,成为真正可依赖、利用的地图。
1. 3 　古代方志中地图种类人类社会由简单到复杂,方志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从简单的地记、图经发展到包罗万象的地方志,那么,其中的地图也必定是从简单到复杂。文献记载和现存的方志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宋代之前的图经阶段,以及宋代之后的相当一部分方志中的地图内容简单,种类很少,一般州、县志只有疆域图(或称山川图、县境图等) 、城池图(或称县治图、府治图等) 、衙署图(或官署图等) 、学宫图 (或文庙图、书院图等) 等。这几种图一直是方志中最基本的地图种类,因为大家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 “图四境辨疆域也,图城池思防御也,图公署重政本也,图学校首育才也。”[7 ]府志除对应的府属图、府治图、府衙图、府学图等外,还有府属各县境及县城图。通志也同样是这样的对应图种。到宋代一般也没有超出上述图种。元代方志中有图者少,现存于世的至元《嘉禾志》、延　《四明志》、《齐乘》、至大《金陵新志》等均无地图,而以图志命名的大德《昌国州图志》也只有环山图、环海图和普陀山图,这些可归为山川图。值得一提的是李好文的《长安图志》中的地图,卷上有:汉三辅图、奉元州县图、汉故长安城图、唐官城坊市总图、唐禁苑图、唐大明宫图、唐宫图、唐皇城图、唐京城坊市图、奉元城图等等,这些内容丰富的历史沿革图,远远超过了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景定《建康志》的沿革图。尤其是“泾渠总图”和“富平石川溉田图”更是首开了方志中绘制水利图之先河《,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中‘泾渠总图’,详备明析,尤有俾于民事,非但考古迹、资博闻也。” 明代方志本来就少有佳作,无地图的方志比比皆是,有地图的也基本上没有超过宋以前的那四、五种图。到了清代,方志中的地图也随着方志的兴盛而发生了巨大变化,地图的内容和图种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从康熙年开始有用西方天文观点和绘制方法绘制的天文图,尽管多数天文图的外框还有中国式的星宿标示,但毕竟不再是被王庸先生称为的“方志图”———星野图或分野图。更主要的是增加了很多真正实用的地图种类,比如,各类历史沿革图,其中包括沿革图、历代城郭图、历代疆域图、历代河口图等;各种边防图,包括边关图、江防图、海防图;各种水利图,有河渠图、湖泊图、运河图、海洋图及海塘图、营汛图、河工图等;各种交通运输图,包括漕运图、海运图、水陆道里图;县以下级别的行政区图,包括乡都图、都隅图、村庄图、乡保市镇图、城厢图、城分区图、街道图等等;其它还有校场图、义仓图、谷仓图、考棚图、场图等等。当然,清代也增加了一些华而不实的图,那就是风景名胜图。不能全盘否定这些图的价值,但多数风景名胜图只起到了哗众取宠的作用。另一方面,并非清代所有方志均有丰富的地图。事实上,也有相当一部分清代方志的地图仍然只有疆域、城池、官署、学宫等最基本的几种地图,清初的方志和一些质量不太高的方志尤其如此。
1. 4 　古代方志中地图的其他表现特征方志中地图的情况可以从多方面揭示,上述三方面是比较主要的,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表现特征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了解方志中地图的情况。就地图在方志中所处的位置而言,一般在“志” 之前,或卷首或卷一中,且集中在一起,在地图多的情况下,也只是将其分成几卷,很少位于中间或分散在相应门类下。这是有深远历史根源的,正如元代方志学家杨升云所言:“为图于首,则职方氏之遗意也。列志于后,则班孟坚之家法也”。[8 ] 地图居于首, 在地图种类只限于疆域、山川、城池等几种基本图种的情况下是合理的,但随着方志内容的增加,地图种类也增多,地图与内容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地图集中于方志之首就有图与内容脱节的问题,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地图作用的发挥。在笔者调查的270 余种方志中,只有南宋的景定《建康志》、咸淳《临安志》、元代至正《长安志图》、清康熙《余杭县新志》、康熙《绍兴府志》、康熙《蓟州志》、康熙《迁安县志》、康熙《庆都县志》、乾隆《湖南通志》、道光《安徽通志》等10 余种方志中的地图分散在相应的门类下,并与文字或图说紧密联系。严格讲,景定《建康志》仍然是地图集中在“志”前的形式。该志在卷一“行宫衙署”之首列“宫城图”,与其 “留都录”联系比较紧密。但其它15 幅图均列入卷五“图”中,内容涉及山川、历史沿革、府县境城池书院等,应是后面十卷“志”的附图,也就是说图仍然是相对集中在“志”前的,与“志”的具体内容结合并不紧密。《长安志图》应该是比较典型的“图”与“志” 紧密结合。该志共三卷,有22 幅地图,按主题分卷, 每卷均有图和志。这种“图”与“志”的紧密联系是极少数的,也是与从南宋就定型的“录、图、志、表、传” 的方志体例有出入的。到清代,地图分散到相应门类下的方志逐渐增多,如康熙《绍兴府志》中的地图被称为附图,分散到相应各卷,卷一“疆域志”附图9 幅,为府及各县境图,卷二“城池志”附图3 幅,为今昔城图,卷三“署廨志”附图12 幅,为府及各县官署图,卷四至八“山川志”共附图29 幅,为各山、湖、江、溪等图,卷九“古迹志”附图1 幅,仅列兰亭图,卷十七“水利志”附图7 幅,为各海塘、闸坝图,卷十八“学校志”附图9 幅,为各府县学图,卷十九、二十一至二十四“祠祀志”共附图17 幅,为各坛庙寺祠塔观陵图,卷二十五“武备志”附图13 幅,为海防、卫所、校场等图。这是一部地图内容丰富、数量巨大、位置安排合理、绘制质量上乘的方志,是方志中的佳品。但即使是清代这种方志为数也不多,到清代中晚期才逐渐增加比例。就责任者而言,古代方志中很少记录绘图者,即使在修志姓氏罗列多达17 页、地图绘制多达30 幅的道光《安徽通志》中也同样没有绘图者姓名,可见对绘图者的不重视程度。在笔者调查的270 余种方志中,只有25 种方志记录有绘图者,不足10 %。记录的地方主要在修纂方志的姓氏名录最后,如康熙《涿州志》、雍正《山东通志》、乾隆《温江县志》等等;也有在地图上标注的, 如雍正《乐至县志》在图的左下角注“浙江朱士英绘图”、同治《宿迁县志》在图上注“布衣程步云绘”或 “文生张云□绘”,道光《川沙抚民厅志》共有8 幅各类图,只在书院图上标“郭曾泰绘图”,道光《江阴县志》在其中的一幅图中注“六严绘”,光绪《清河县志》在其中一图中注“河营候补千总邑人邱振西绘”;或在凡例上提及,如康熙《济南府志》在凡例中记“今礼聘顾陆佳士为城地图者六十三,为山水图者二十六”, 康熙《保定府祁州束鹿县志》在“志图小引”落款为“绘图者邑后学耿迁”。绘图者有监生、典史、贡生、附学生、驿丞候选州吏、巡检、补用守备等等,多是无职位或职位低下的,也多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由此可见,在历代修志过程中,尽管很多人口口声声说地图如何重要,但从地图绘制结果和绘制承担人以及绘图者的地位都可以看出在修志中对地图的忽略。
1. 5 　古代方志中地图的地理分布状况上面是将全国古代方志作为一个集合体,从时间的纵断面对其中的地图数量、质量、种类等相关状况进行论述。但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均衡,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这个差异必定要反映到修纂的地方史志———方志上,当然,这些差异也会在其中的地图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对方志中地图的研究还可以从地域这个横断面着手,分析其地理分布状况。根据1985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现存古代方志500 种以上的省有6 个, 它们依次是四川、浙江、河北、山东、江苏、河南, 300 —500 种的省依次是江西、广东、山西、陕西、湖南、安徽、湖北、福建,其余的省或自治区的现存方志均在300 种以下。尽管现存量的多寡并不一定代表实际修纂量多少,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方志的地理分布大势。结合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状况分析,我们有理由说,东部及开发较早的地区, 由于经济、文化较之其它地区发达,因而在这些地区的修志也比较兴盛,而方志中的地图也显示出东西差异和发达与欠发达区的差异。事实上,在地图数量上,浙江、江苏、山东、安徽等省的方志中地图量较大,平均每种方志中有10 幅以上地图。上海的历史较晚,但发展迅速,加之清代方志中地图的绘制也处于兴盛期,结果,上海方志中地图的平均量是最大的,达13 幅。尽管四川、河北、河南等省修志量很大,但其中地图的平均量并不高, 一般在7 幅以下, 尤其是县志中的地图比较少。在地图种类上,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东部省市相对丰富一些,除疆域图、城郭图、治所图、学宫图、风景名胜图、坛庙图、分野图等方志中的基本地图外,由于社会生活、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需要, 这些省市的地方志中还有各种水利图、天文图、武备图、历史图、交通图及县级以下的乡都村落图等等。水利图中出现的有江河图、漕河图、湖图、海洋图、水道图、水源图、河堤图、海塘图、闸坝图、营汛图、沙图、水利全图等等,其种类繁多,图量也较大。在多水域的东南方出现这种情况是理所当然的,也因此有很多专门的水利图书面世,道光《重浚江南水利全书》即是一例,全书共11 幅图,一图一说,实为水利专志。武备图中出现的有兵防图、江防图、海防图、卫所图、校场图等等,如在康熙、雍正两次修纂的《浙江通志》中各府都有海防图,乾隆《江南通志》也如此。历史图中有建置历史图、城市历史图、河口历史图等,如康熙《江宁府志》中有各朝代图及历代互见图共14 幅;道光《宝应图经》的全部15 幅图均是历史沿革图;咸丰《清河县志》罗列了从明万历到清咸丰各朝代关键年份的河口图共11 幅;嘉庆《松江府志》则绘制了历代建置图;康熙《绍兴府志》有旧越城图、旧子城图、今府城图;景定《建康志》有历代城郭互见图。县级以下行政单位的图有乡都图、隅都村落、村庄图、乡保图、镇图、乡坊田亩图、县境分图等, 城市图也有类似细化的倾向,因此出现了坊隅图、坊市图、街道图、城厢图、县城分图,甚至细化到街市桥梁图、楼馆图。而城市中的官署图也已不局限在县署、府署之类的图上,还出现了其他官职的官署图, 如漕署图、河署图、道署图、参将署图。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专门地图,如水陆道里图、义仓图、田圩图、场图、试院图、考棚图等等。当然,以上所列图种在其他地区并非全没有,只是种类和数量都相对较少。在开发比较早或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北部或西部地区,也有比较多的地图种类出现在方志中,比如在河南的道光《宋次道雒阳志图》、陕西的《长安志图》、山西的光绪《繁峙县志》和《绛县志》中都有一些历史沿革图。在官署方面河北、天津的方志中则有判官廨图、吏目廨图、道衙门图、总镇衙门图、清军厅衙门图、户部衙门图、守备衙门图、监院衙门图等。河北、山西等省在水利方面, 也有少量江河图、河渠图、河堤图、泉源图等,在政区图方面也有乡都图、村庄图,还有一种社图。武备图在这两个省的方志中也时有出现,如康熙《霸州志》的兵备道图,乾隆《迁安县志》的三屯营图、喜峰口图,雍正《山西通志》和光绪《繁峙县志》、《代州志》的边关图。在地图绘制的质量上,浙江、江苏、安徽、上海、山西等省的总体质量较高。在所调查的方志中,地图绘制精良的上海占50 %以上,浙江占50 %左右, 江苏占40 %以上,安徽和山西均占近30 % ,其他省份则比例很小甚至没有。在地图绘制的科学性准确性方面,采用计里画方等科学手段绘制的地图,浙江、江苏、山西占30 %以上,安徽接近30 % ,是比例较高的。而上海现存方志有近2P3 是清代的,清代方志中多数又是清中晚期的,因此,在所调查的方志中采用计里画方等科学方法绘制的地图比例高达 70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