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川古文化遗址位于遂昌县城西12公里的三仁畲族乡好川村，1997年夏季在好川村东部土名岭头岗的小山岗上进行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四千平方米，清理墓葬80处，出土石器、玉器、陶器、漆器等计1062件。经专家鉴定，属于良渚文化晚期，距今四千年左右，在浙西南地区是首次发现，为1997年全国重大考古新发现。
好川文化遗址地处仙霞岭南麓的大山深处，山高坡陡，森林茂密，雨量充沛，动植物资源丰富，可供耕种土地稀少。距县城妙高镇约12公里。属山间低谷丘陵地貌，发源于好川西约8公里的忠溪经好川襟溪汇入松阴溪，属瓯江水系。
岭头岗处于北纬28°33′27″、东径119°10′42″，是一相对高度为31米的谷间低丘，岗顶相对平整，平面大致呈鞋底形，面积约5000平方米。岗顶东迎日出，西送日落，光照充足，向北可遥望1700多米白马山。近代岭头岗成为坟地。1970年辟为茶园。1997年3-4月间，好川村修水渠从吴处水库引水，准备将岭头岗茶园改为水田，并借来推土机施工，推土机推出文物。经过近两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共清理80座墓葬，出土玉器、石器、陶器、漆器、（痕迹）等随葬品1028件（组）。
墓地规模大，墓葬数量多，以大中型葬为主，小型墓葬仅8座，占墓葬总数的10%。墓坑宽大，平面几呈方形，墓坑的长、宽系数多小于1.5，大于2的无一发现。不同等级墓葬的随葬物品悬殊，大型墓葬品种类齐全，数量多，制作精；小型墓葬随葬品种类不全，数量很少。
随葬品以陶器为主，有少量玉器、石器、漆器、，其中陶器762件，玉器98件，石器142件，漆器26件。陶器以泥质灰陶居多，泥质灰胎黑皮陶占一定的比例，夹砂陶、印纹陶少量。鼎(三足盘)、簋、钵、豆、罐、杯、鬶 、 为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陶豆数量占随葬陶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型式丰富，颇具特色。玉器多锥形器、玉珠等装饰品；漆器上几何形曲面玉片数量较多，在4座墓葬中发现的12件三重台阶状（祭坛状）曲面玉片为其他遗址、墓葬所不见；玉 仅在7座大中型墓葬中发现8件；琮、璧等未见。石镞95件，是数量最多的石器。石锛34件，石铖11件，三孔石刀1件。没有发现石耨刀、斜柄石刀、石犁等农耕用具。
墓葬的头向多朝东南，绝大多数墓葬的墓向在95°--160°之间，仅10座墓葬的墓向在27°-55°之间，表明好川文化受共同的原始宗教的制约。葬具外填土内放置随葬器物也是好川文化颇具特色的葬谷。
好川文化陶器从墓葬随葬品看，夹砂陶数量不多，但夹砂陶釜始终存在，夹砂陶鼎数量很少，而可能作为陶鼎替代器的泥质陶三足盘数量不少，表明好川文化可能在仙霞岭山地为适应环境而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反映精神意识的葬俗则保留了其原有的文化传统。
粉砂状泥质灰陶是好川文化最主要的陶系，泥质灰胎黑皮陶有一定的数量，这是好川文化陶器的一大特点。好川文化陶豆特别发达，陶豆数量超过其他陶器数量的总和，占出土陶器总数的57%。陶豆型式丰富，形制演变轨迹清晰，发展序列明确。豆形体高大，豆盘很浅，豆盘下发达的垂棱，豆把上流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圆形、三角形镂孔是好川文化陶豆最显著的造型特征，也是好川文化陶豆极具自身特点的装饰风格，它们构成好川文化的一个鲜明的文化特征。部分陶豆的口垂棱、圈足部位还有朱红彩装饰，这可能反映了当时人们是从侧面观察和欣赏这些陶器，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有着特殊用途的陶礼器。
陶器中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水器多，各有自己的发展序列。鬶、杯、盉等不同形态的水器有着不同的用途。从第二期墓葬开始几乎每墓一件，应是烧水的主要器具，杯无疑是喝水的用具，而很可能是用来盛酒的。部分陶杯、陶 也有朱红彩装饰，有些可能是作为礼器使用的。三喙罐也为好川文化所特有。
好川文化陶器的又一特征是出现少量的拍印条纹、曲折纹陶器和表灰色硬陶器，这些严格意议上不属于几何纹陶范畴，但它们应该是几何印纹硬陶的滥觞。
好川文化的石器以镞为主，石锛次之，石铖不多，石刀仅1件。石锛以桂叶形扁薄长铤镞居多且最具特征，柳叶形石镞少量。石锛形体都很少。石铖窄长形、斜刃、梃钻孔、并列双孔均是自身的形制特点。
好川文化玉器经鉴定，多透闪一阳起石系列软玉。器形多是体量很小的锥形器、珠及几何造型的曲面玉饰片，玉铖不多，琮、璧等玉礼器没有发现。锥形器尾榫部均无小孔，绝大部分素面无纹。玉铖有宽短、窄长两型，斜刃多崩缺，与石铖一样有并列双孔的。
亚腰形漆器、柄形漆器是好川文化又一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器物，很可能是好川文化象征某种身份地位的“礼器”。漆器上的饰物经历由石质到玉质的变化过程。镶嵌几何形曲面玉片漆器集中体现了好川文化精湛的玉作工艺和高超的漆器制作工艺技术。三重台阶状玉饰片目前为好川墓地所独有。
好川文化是一支分布于浙西南仙霞岭山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通过类型学排比，与相关文化的比较研究推断出好川文化的年代上限在良渚文化晚期，下限至夏末商初，约距今4200--3700年，前后积年500年左右。
好川文化与周边的良渚文化、花厅基地、昙石山文化、樊城堆文化、山背文化、石峡文化、肩头弄文化、马桥文化以及松阴溪流域商周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自己浓厚的个性特征。它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文化因素多元特点明显，因此许多考古家将此命名为“好川文化”。
好川文化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浙西南浙闽赣三省交界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为当地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一些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有益线索，是浙西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现在《好川墓地》的发掘报告已于2001年月12月出版发行，许多考古学界专家正在对好川文化的内涵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根据好川文化遗址周围采集到的一些陶片及石器分析，在好川文化遗址周围还应该有另外的人类遗址遗迹，尚待进一步勘探发掘。从好川墓地的规模看，好川人类的生活区将是一座规模宠大的“村寨”，好川人类生活的环境、好川人类生活的民俗风情、好川人类住宅的建筑风格等等未知领域，都有待于对好川文化遗址周围地区进一步勘探发掘后进行深入探索研究。
2002年11月在温州鹿城老鼠山发现一处好川文化遗址，发掘面积达635平方米，共清理了35座好川文化墓葬，6座唐代墓葬，并发现了好川文化连片的石构建筑遗迹，出土了1000多件石器、陶器、铜器以及大量陶片，它的发现增进了人们对好川文化分布状况的了解，同时，也为研究好川文化聚落布局特点以及社会结构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