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照还

七月的夏夜躁动不安，不时便雷雨顿作，电光自长空的深黯处霹雳而出，有种横空出世的姿态，凌厉而光芒，照亮着半个天际。于是风、雨趁势席卷四野，天地间一派茫茫。风雨稍息时，一切又回复平和，却添了丝丝的凉意。借着朦朦静夜，秉灯翻卷之际，便有个人物一直勾摄着我，他便是主持熙宁变法，后退居的金陵的王安石。早年韬光养晦，崛起于芥吏，嗣而振臂而呼，搏击沉弊，砥砺狂流。激昂处，高呼：“天变不可畏，祖宗不可法，人言不可恤”。晚年忧游山泽，以野夫俗老自居，短衫笠帽四行。漫步于阡陌上看麦黄草青，询民情民生；穿行于梵宇禅堂之内，口诵般若，与高僧互证智慧。观其一生，恶之者，恨不能啖其肉，抑称祸国殃民的奸徒。褒贬毁誉之间，使得他的形象更加圆满了起来，而不只是单薄的粗放的文学家或者政治家的符号。于是，在近千年后的这个夜，我遥拜他的丰赡，故纸间，寻着他的踪迹。

一

宋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罢相，时年五十六岁。

十月正是秋寒初侵时分，一路车马自北京城向南京仆仆前行，烟尘随辘辘车轮扬起，复又飞散，简单，重复。象任何一场或繁或朴的舞台剧，登场和谢幕总是匆匆，尘埃落定之际，再无欢喜悲哀，激昂勇进、瑟瑟畏怯都销弥。

秋日阳光如水滤过一般，温温谦和，失却了炽烈、蛮拗。一路上无所言语，但由马蹄答答与车轮隆隆交织着，嘈杂无序，繁琐又固执，但平淡平稳。前行着，前行着，安石知道，每行进一分，离朝阙也便远了一分，是由显前行入了隐。怅然是无可避免的，但惋叹只增加了担忧与焦虑，于是沉默在冷冷的秋风中。车马声催促着清凉的月飞升于当空，月光柔柔和和地遍洒大地，正是歇停休息时分了。驻足驿馆，安顿好家眷，安石一人漫步于回廊，环顾四下，静无声息，只是月色更清亮一如霜雪。丛山隐在夜色中，凝滞、冷敛。抬望长天，思忖着：“明月照我还”。

退居江宁后，安石择江宁与钟山之间名白塘的荒僻处置下数亩田地，建筑起几间寥室，并赋名：半山园。据时人记载，称半山因地理位置之故，算得上妥当；但称其为园却与实景大相庭径，无非粗糙几间屋几，远望若路野旁的店栈。自此数年来，安石便悉心营建起属于自己的家园，精神的家园。今天我们所见的半山园，门庭较为宽阔，青瓦白壁，这却是清代重新修复的了。且安石晚年之际，因了一场大病，痊愈后便将半山园及附近的田产赠予寺院，改作了庙宇，并请神宗赐名为“报宁禅寺”。

钟山亦名蒋山，缘起在于避讳东吴大帝孙权曾祖名。至今我末曾到过此地，但在明人宋濂的《游钟山记》中，我们可以读到它的景致：“白烟凉草，离离蕤蕤，使人踌躇不忍去。沿道多苍松，或为翠盖斜偃，或蟠身矫首，如王虺搏人，或捷如山猿，伸臂掬涧泉饮。”看呵，仅钟山的苍松便是形态迥然，而那萧萧的幽静，更摒绝了挠挠的俗尘，实在令人徘徊留恋，起了不忍去的念头，以致于宋濂发出了“虽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望哉！”看来无论古今，文化人对于山水都特别地钟爱。

我试图铺设出一幅恬淡平和的景致，这大约方才符合退隐的生活。然而，我想即使远离了喧喧的车马，噪噪的酒肆；避开朝堂的肃杀，官署的冗杂，然后生活寡淡如水，只余下昼时默默无语的青山、书卷，或是夜时孤高的朗月、繁星，以及潺潺的水声，低伏的虫鸣，但这些都有可能撩动他那颗饱经沧桑的心。

是呵，从入仕到罢相，已是三十余个年头，这三十余个年头，正是最光彩的青春，他用以革除陈弊，与顽固而盘根错结的旧势力斗争着、搏杀着，青丝已泛白，终究，黯然退守金陵，退守半山园。

近半山园处，有一土墩，人云“谢公墩”，据称为东晋谢安与王羲之尝相携登此墩，故有斯名。安石便常常登临此处，在这坟起的“谢公墩”上，静座着环视四野，追思前事。于是，四季的风或疾劲或柔缓地挟裹着古人的谈笑、争论而来，他细细地听着，想着……

二

1067年，宋治平四年，正月，宋英宗卒，太子顼嗣，是为神宗，时年二十。

天子正值弱冠，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他对于重振乾纲，恢复开国初之强盛的念头更加强烈。王朝的车轮自太祖传下，已历近百年，疲痹、钝怠暴露无遗。军事上，软遢无能。一方面，自仁宗伐辽二战二败后，宋王朝惧于辽的强悍威武，便只得以纳岁币求得相安；另一方面，西夏亦是宋之心腹，虎视眈眈窥视着广袤的中原之地。然而，因太祖忌将领拥兵自重，另生变节，使出“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策略。打又打不得，即使打了，也保不定胜负，只能作消极的防御了。于是，泱泱宋王朝出现了养兵而无兵可用的状况。全国兵数由太祖朝的二十余万，激增至英宗治平年间的一百一十余万，至今更甚。财税上，捉襟见肘。一则是国防开支，即养兵备战巨额支出。前文有述，太祖为防将领权重，兵卒常调拨转移他地扎防，而将领始终镇守一地。这样，即便未有刀戈之争、战火之荼，而国防支出只会愈而庞大；另一则官吏队伍极巨，这必然导致财税用度。所以说，宋历百年后，可谓积弊重重。

作为一个少年天子，他渴望着成就，这种渴望源于他血液中流淌着的天潢贵胄的气度。他渴望在他手中，国家能得以重振、强盛。从他幼时开蒙之初，便诵咏着诸如文景之治、开元盛世的篇章，尔后在老师们的循循善诱下，知晓大丈夫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凡事种种，为后来他的勤政、变法埋下了幼小的芽，一矣条件成熟，便萌生勃发。

当然，神宗深晓单凭一已之力，想要有所大所为是不可能的，他需要与他怀抱同样心思的人献计献策，并予实施。他期待成为一代名君圣主，这就少不得良相贤臣干吏。于是登基后的数月，神宗便新判汝州富弼入见，当时富弼称有足疾，神宗特别施恩，允许他乘轿子至殿门，并安排其子扶持着晋见，甚至于君臣之礼都免了！神宗求问富弼治国之道，作为垂垂老朽的重臣，富弼在神宗的眼中看到了灼灼的光芒，是期盼得以询解强兵富国的政术，富弼老了，颤颤的行动足以抹杀他内心那怕是一丝的激动，这样不是很好吗？阜宇安宁，天下太平。他深知神宗目光所蕴含着的深意，那是急切的，但对于富弼而言，他认为变则乱，于是，便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帝）问以治道。弼知帝锐于有为，对曰“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可窥测则奸人得以傅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善恶皆所自取，然后诛赏随之，则功罪无不得其实矣。”又问边事，弼曰：“陛下临御未久，当先布德泽。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赏边功，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帝默然良久。又问为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内为先。”帝称善，欲以集禧观使留之。弼力辞，赴郡。

富弼前者所答，当是指王安石，据称，尚在1059年，安石尝作《言事书》献宋仁宗，详述当以汉唐覆亡为前车鉴，施变法，以变更天下之弊政；同时提及生财、理财之思路。时人称其奸邪小心，甚至于后来流传的苏循《辩奸说》即是指其。当时王安石尚为三司度支判官，一个区区小吏，居然上言天下治道，自然引得硕卿巨公们晒笑。猜度他的心思大约是特立标榜、喧哗取宠吧。富弼后者而言，期盼着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单纯从这点看，自然是为民生虑，战火一起，天下百姓又沦于无边苦海，妻离子散家破产毁。所谓殍尸遍野、荒冢连连。但是，富弼所提，却背离了当时的大背景，即辽与西夏的眈眈虎目。大宋王朝对辽，先是称兄，后是称弟，再后来，更近一步，称侄。称呼当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和平建立在赂辽的基础上。史书上记着庆历二年赂辽之事，正是富弼一手所经办：“。。。三月，契丹来求关南之地，帝遣知制诰富弼持和亲、增币二议及誓书使契丹。。。。于是岁增银、绢各十万匹、两，送至白沟，自是通好如故。。。。”神宗之盼，便是更易旧局，振兴朝纲。我想，任何一代的君王，临政之初，都希冀着有所作为，而并非一登基便昏昏置天下于不顾。

富弼所答，让神宗失望，失望的是朝中负盛名的宿勋，盘算的只是如何维持着这表象安宁的现状。神宗只得另辟他途，于是，便有了“乙巳，诏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向来与韩绛、韩维及吕公著互为友善，神宗还在籓邸做帝子时，韩维为是记室，每当与神宗授教时，有独到见解，韩维总是说：“这不是臣的观点，而是臣好友王安石跟臣所说。”当韩维升为太子庶子时，又向神宗推荐王安石代替自己的职务。这些种种，都令神宗留下深刻的记忆。即位不久，便降旨王安石为知江宁府，数月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神宗渴望着王安石的到来，给他予希望，也便有了两人初见的第一幕：

“（召王安石）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矣。”又问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书。

安石退而奏书，所上的即是《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条陈目前政治形势、内外矛盾、朝政失修、社会弊病等。作为一个在地方任过职的官员而言，他的视野更为宽阔，对于累弊的苛害看得更加地透彻。政令的不畅、黎民的痛呼早在他心中刻划。《札子》所陈激烈而深刻，犹如一剂猛药。于是第二日神宗对安石道：“昨阅卿奏书，所条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言施设之方。”

短短数次的会谈，深俘神宗之意。敞阔的殿内除了二人对语，静无声息。王安石每一答，皆击中神宗之心，切中时弊的回答一次次让神宗自觉所存疑惑得以梳理、冲刷，进而豁然开朗。而神宗每一问，也令王安石激昂起伏，他想施展自己报复、实现自已夙愿的时机到了。这夙愿即是富国强兵、拯济天下苍生的雄心壮志。更漏在无声无息间当夜已复转明朗时，神宗起身送行，他目视着王安石，眼神中充满着倚赖与欣喜。四目交接时，王安石知道自己身上所承担着的是艰巨重任，是以天下以已任的重任。

三

归家后，在深宅内繁琐地踱步，软底布鞋在青石板上，曲折驳杂地绘成一个又一个“乱”字，宏大的计划在孕育，胎动，思绪飞腾激扬，或在星宿满天之下，书斋灯影之中，对着盈月黛夜，感悟萌动的新枝刺向长空，或在雷鸣电闪之后，藤椅粗榻之上，看一切经受暴雨洗礼后的新景。

于是，藉着神宗的有力支持，改革在风雷惊动中展开推行。

1069年，七月，行均输法，于淮、浙、江、湖六路，颁行均输法；九月，行青亩法；次年十二月，立保甲法、行免役法；1072年，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马法；八月，定方田均税法。

其间，自不乏保守党的纷纷反对，但是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宗对安石的极大支持：

熙宁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不依新法，出知杭州；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劾安石，出知郑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言安石变祖宗法，掊吉凶财利，民心不宁，出知河中府；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以与吕惠卿论新法不合，出为河南推官；

三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之害，力求去，出判应天府；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以论青苗法不便，出知广德军；

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论青苗法，出知颖州；

七月，枢密使吕公弼以劾安石，出知太原府……

种种表明，神宗与安石相互倚重，使得变法得以顺利展开。

关于熙宁改革的成果，我在各类史料中，寻找到一组数据，通过变法，到熙宁九年，即安石罢相的1176年，役钱总收入为10414553贯、石、匹、两，而总支出为6487668贯、石、匹、两，宽余额达3926865贯、石、匹、两；水利工程兴建众多，熙宁三年（1070年）到熙宁九年六年间，单是水利田就有10796处，灌溉民田36117888亩，官田191530亩。总言之，熙宁变法所取得的成效巨大，财税收入激增，以至于数十年后仍是库府足饶。而水利设施的兴修建设对于促进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得官、民田可耕者充沛。

改革的车轮滚滚而前，席卷着神州大地。当然，毁誉总是相随。

毁自庙堂来。至于改革之异声哄哄不绝，我想原因诸多。一则为守旧因循之故。正所谓“阜安宇内”“祖宗之法不可变”；二则为时“谏垣与政府之水火”的缘由。宋时谏官不再谏诤讽议皇帝的言行过失，转为纠绳宰相。且谏官好发宏论，钱穆先生的《历代政治得失》有指出：“这一风气，是从宋代始，这也算是清议。”无论政府推行何种政策皆可指谪弊端，漫无边际的毁损。即使言不中的对谏官也无所妨害，如果因言获罪的话，甚至声望骤增，令时人所望；三则变法太速，进人太锐。我想，总会有些政客们希图以一种不道德，或者说是怀抱着不可告人的心思投靠于安石的。政客与政治家本质的区别即在于他们所想得到权势是为个人故，而政治家是为天下故。在翻查资料中，我不经意地在仲伟民先生所撰写的《宋神宗》中读到一段文字。书中开列出变法派中除神宗外的十五名变法领袖和中坚人物，这一个群体竟有近半数被列入了《宋史。奸臣传》中，他们是吕惠卿、曾布、章??⒉倘贰??馊梦矣行┚?欤?前彩?娜稳瞬幻骰故鞘本炙?隆5比唬?庖磺校?挥写?谑费Ъ颐亲鞒龉?实钠琅小?BR>　　我相信，当时的王安石是困苦的，一方面，要确保新政的施行能在其预想的轨迹中，不偏不倚，并收得实绩不负神宗及众改革支持者、追随者之望，更易沉弊、澄清政府，使天下苍生得以实惠；另一方面他还得疲于应付着来自朝堂，江湖的短矢长箭，这些人绞手后背，作指点江山状，以口舌之柔铄金销骨。所谓之“岩岩元老，梗之于上；岳岳台谏，哄之于下。”

这里，有个与历史相联系的人物，其作为让人掩叹。他就是郑侠。熙宁七年，北方出现大旱，东北的流民们举家外逃，人潮汹汹，一路望去羸瘠愁苦，身无完衣，所食之物是谷秕，是草根。郑侠得知此事后请人绘制〈流民图〉，谎称急密文件，递付神宗，并请停废新法，指谪所有一切灾祸皆因施新法所致。图配以郑侠所书：“……去年大蝗，秋冬亢旱，麦苗焦枯，五种不入，群情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草木鱼鳖，亦莫生遂。灾患之来，莫知或御。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取有司掊克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冀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万姓垂死之命……”

对于郑侠所为，我们勿庸怀疑其拳拳抱国忧民之心，作为安石拔赏的官员，他内心对安石应感念着知遇之恩，书称：“感其（安石）知已，思欲尽忠”这大约符合了任何一个正常文化人的心理，但流民的颠沛凄苦使他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背负私人情感而将所见上书最高统治者，随后他所遭遇的即是沦于大狱。

这足见其忧世怜民的书生襟怀，是可歌可泣的，但最终，他将天灾全归于新政，是人祸所为，提出只要罢新政，上天便会降甘露，造福苍生，真令今人愕然，特别是最后提出的，废除新政后无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读至此，总令人觉得沉重异常！

当然，一切的一切，随着罢相而告终结，至少，是表象的终结。从此，安石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一页，多了轻宛柔和、禅房花木，是另一般的境意。

四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这是王安石退守半山园后所作的一首《菩萨蛮》，字里行间，透着轻快恬淡，将其生活，勾描得淋漓。我们读到了一个悠闲平和的老者，在午后饮下几杯浅酒后，便甜甜地深睡去。应当说，晚年居于金陵的生活，使他的人生翻启了新的一页。

而与故人的关系呢？一些笔记小说为我们展示了“拗相公”的另一面。据朱弁的《曲洧旧闻》与蔡绦的《西清诗话》俱有记载，当苏东坡徙汝州路过江宁时，王安石兴匆匆地骑上他的驴子去拜会苏东坡。二人见面后的开场白如下：“东坡不冠而迎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尔后的日子便是：“轼日与公（安石）游，尽论古昔文学间即俱味禅悦。公叹息语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书中记载二人相逢的时间是元丰七年的七月，正值盛夏了，这个年过六旬的老人便以地主的身份陪同着文坛巨子，一代词宗一同游赏金陵的景致。试想在夏日黄昏，二人携手漫步在效野，看山花烂漫，云彩瑰丽；在月照之夜，置一几于竹树下，数盅清茶，听取蛙鸣虫奏，甚至于有可能在夜深之际，促膝于榻上，同诉旧事，二人你一言，我一句地接应着，所有的恩恩怨怨早已是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是互为珍视的情谊。甚至于东坡生起了在金陵购置田宅的念头，以期与安石相伴终老。我想，二人相待甚欢必然是于文学间惺惺相惜彼此倾重。

而另一个故人呢？吕惠卿，这个早年是安石改革的中坚人物，后来又弃安石而屡屡诋毁之。即便安石晚年常信手于纸笺上书写着“福建子”三字，确令他无法忘怀。当惠卿因母亲过世回乡路过金陵时，尝希冀与安石化解旧怨，重修于好，安石则平和地回了封信与他：“……与公同心，以至异意，皆缘国事，岂有他哉……”作为对吕惠卿的一番表白。毕尽前事都化作云烟消散，一个垂暮的老人，不会再为个人得失而深较。过去的，权让它飞散，湮灭吧。

世事弄人，时间会把一切重新地描画，政敌转作友人，而曾经倚重的旧故、门生，或者说是友人，也会辗作敌人。当然，我想，友谊（文字）的力量、人格的魅力高乎政治。

时间一如山间流水，去而不复。到了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宋神宗，这个一心希冀革除陈弊、振作江山的名君，熙宁变法最重要的倚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带着他那尚末实现的政治主张和理想饮恨而逝。此时的安石呢？有记录当时伺卫安石的老兵常去打酒，酒官探寻安石头平日举止，老兵道：“相公每日只在书院读书，时时以手抚床而叹，人莫测其意也。”安石的苦楚只是以沉默表述。在孤独中追思，伤怀。

月余，这个一生以济天下为已任的改革家终于在寂寂中故去。时年六十有六。

关于安石的身后，可谓凄冷备至。时人张舜民有《哀王荆公》七绝四首，录于下，可观一斑：

门前无爵罢张罗，元酒生刍亦不多。恸哭一声唯有弟，故时宾客合如何？

乡闾匍匐苟相哀，得路青云更肯来？若使风光解流转，莫将桃李等闲栽！

去来夫了本了情，奇字新经志不成。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

江水悠悠去不还，长悲事业典弄间。浮云却是坚牢物，千古依栖在蒋山。

倒是他的政敌，时任丞相司马光写信于另一相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远。。。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宋庭遂追赠安石为太傅。时中书舍人代新即位的哲宗作《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中，对安石文章道德推崇有加，称其：“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进退之美，雍容可观。”

这算得上是对安石一方面公允的评价了，不过，历千年来，对安石的功，述之较少，而对其变法，攻讦不绝。不日前，偶翻读《续资治通鉴》，看到了钦宗朝的国子祭酒杨时上书称蔡京乱朝纲都是由王安石而起，原因呢？很简单，就是由于蔡京推尊王安石。而王安石是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之人。所以，蔡京的罪责源起于王安石的邪说，因此应当“追夺王爵，毁去配享之像，使邪说淫词不为学者所惑。”这不禁令我想起了在《万历野获编》中一则关于毁损王安石墓冢的记述：“如王荆公清苦，料无厚葬。其墓在金陵。正德四年，南京太监石岩者，营治寿穴，苦乏大砖；或献言云：‘近处古冢砖奇大。遂拆以充用。’视其碣，乃介甫也。”一个麻木不智的道学家为清斥“邪说”请斩其配享；一个缺了鸡巴的阉人因修寿穴而拆掘其墓冢，毁害人之极，不过如此。

死者已矣。读至此，除了一声长叹，再也发不也任何声响。文章至此，也仅余一声长叹，再也作不出任何议论了。只是在月朗之夜，时时会想起这位艰苦而不缀的人，象个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