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塘曾是闻名一时的闹市。当九江府所属的县城居民都不过数千时，这里就商号林立，人口逾万了。20世纪初期，这儿被称为姑塘市，30年代的导游图上，姑塘市赫然映人眼目。今天她的正式名称是：九江庐山区姑塘镇姑塘村。除了乡里的干部，很少有外人光顾。斜阳古柳，一簇村舍，三两渔舟，伴着寂寞的涛声……
不过，在这半岛的荒滩野渡，却有几幢高大的西式洋楼，组成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院落，这是昔日洋人把持的海关。海关后的炮台上，古炮台遗址犹存。从海关通往湖滩灯塔的路上，遍地是厚厚的残砖碎瓦……这些，似乎可以印证姑塘昔日的繁华与气派。
姑塘市兴于1723年，消亡于1938年日军的炮火中，真可谓“兴”也匆匆，“亡”也匆匆。然而她的兴亡史，既是鄱阳湖内河航运断代史中的一页，又是近代我们民族的耻辱与苦难史。
在近代铁路和海运开通之前，鄱阳湖是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要道，与北通京都、南下广州的古驿道相连，湖上舟楫往返，络绎不绝。到了明、清两代，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商业的发展，水上货运的税收便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朝廷开始在九江设立收税机构。
九江钞关。由于九江距鄱阳湖、长江交汇处数十里，九江钞关所在的位置无法控制由长江下游进出鄱阳湖的船只，因此不得不在江、湖交汇处的湖口县另设关卡，以防止税收的流失。只是湖口县虽拥有远近闻名的石钟山，却没有一处可供商船泊岸的港口。那里断崖壁立、风急浪高，船只无处下锚。为了交税，演出了不少舟覆人亡的惨剧，自然不免流失税款。这个被称之为“遗算于湖口”的遗憾，一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解决。到了清代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江西巡抚裴度提出在星子九江两县交界处的姑塘设立分关，才解决了这一拖了几百年的难题。从此，这座荒凉的小渔村，开始变得热闹起来，有了码头、驿站、会馆、酒肆、茶楼、歌寮、妓院，以迎接过的商客与船家。
不过，明、清两代的九江钞关和后来设立的姑塘分关人员不多，所以姑塘的繁华还未到一定规模。姑塘繁华的升级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侵略者染指九江后开始的。1858年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签订，九江被辟为通商口岸，洋人、洋船、洋货开始在中国内地横行无忌。1861年，在英、法胁迫下成立了九江海关，代替原来的九江钞关。海关内，洋人把持的税务司使署控制海关的行政与经济大权，其高级职务全由英、法、俄、美、日本等国的洋人所占，中国人只能充当低级员工如书办、水手、伙夫、更夫之类。
1901年，因为眼红姑塘分关可观的税收，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将姑塘划归九江海关管辖。尽管当时的江西巡抚极不情愿，但怯懦的清政府还是尽力满足侵略者的要求。就这样，姑塘成了洋人的海关，大孤山西侧的关岛上出现了西式的洋楼，海关后的炮台山威严的大炮监视着鄱阳湖的出口。滚滚白银流入洋人把持的姑塘海关，绝大部分当作清政府对侵略者的赔偿。这时节，下百英国传教士李德立在庐山盗租牯牛岭得手，在大兴土木营造别墅群。姑塘海关作威作福的洋员们，每年都要沿着这条路，让中国轿工抬着，去庐山别墅休假和避暑……姑塘就这样喧嚣起来，樯桅林立，商贾如云，南来北往的旅人，上水下水的百货，登岸嫖妓酗酒的外轮水手，由此登山度假的游客……这儿成为远近闻名的闹市，全盛期商号数百家，人口近两万。
1929年中国政府收回了九江和姑塘海关的控制权，1931年全国海关（常关）撤消。但新兴的姑塘市依然珠光宝气，繁华如昔，一直到侵华日军的炮声响起。
1938年7月23日早晨，日军海军际战队在飞机、舰炮的掩护下从姑塘抢滩，企图迂回包围九江。中国守军190师与侵略者展开了激战。血战两昼夜，7月25日中午，我装备简陋的守军不得不撤退。姑塘陷入敌手，连同她的繁华，她的舞榭歌台，一同在日本人的炮火中化为废墟。
从此，显赫一时的姑塘市从地图上消失了，由于种种原因，她没有东山再起的希望。时至今日，只剩下山上古炮台的遗址和山下残破的海关洋房，衰草萋萋，弹痕累累，当年的闹市渐渐被人遗忘了。
也许，人们应该去一趟姑塘，踏着岛上的瓦砾，看一眼标有“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旧海关，再登上古炮台纵目，面对鄱阳湖空旷苍凉的涛声，你也许会深切地感受到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