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最大疍民聚居地

疍家，一个特殊的群体，主要分布在广东、广西和福建沿海一带，世居水上，漂泊不定，以出海打鱼采珠为生，被称为“水上吉卜赛人”。

由于世代极少上岸，鲜与陆上居民交往，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直至今天，在广东省内仍有很多疍民住在船上。

去年9月，在广东省委、省政府下发的十项民心工程中，就包括在5年内解决5000户渔民上岸安置的问题。在广州市，现在所有的疍民基本已经实现在岸上定居。他们上岸后的生活如何？尚未上岸的疍家将面对怎样的就业、生存压力？春节过后，记者走访了广州市最大的疍民聚居地——海珠区琶洲街渔民新村。

2月8日，天下着雨，广州仍春寒料峭。45岁的彭玉英（化名）赤脚站在船舷上，用水桶从江中舀水，仔细地反复冲洗着船头。“明天又要出海了，得好好收拾一下”，彭擦了擦冻得发红的鼻子说。在她身后的船舱中，摆放着棉被衣物、锅碗灶具，舱门上贴着“一帆风顺”的春联，船头还放着一大盆年桔。一条狭长的木板，摇摇晃晃地架在船与岸之间，而岸就是她家的门廊。

大船、小船、舢板……横七竖八地沿江排开，每条船都有一条木板连接着一栋房屋。屋里电视在响着，男人在叮叮咣咣地修着船，女人和小孩不停地沿着船舷进进出出、健步如飞。在这里，分辨不清岸上和水上哪里才是生活的延伸。“两处都是我们的家”，彭玉英笑着说。

疍民的孩子在简陋的码头上玩耍着一种叫“网鱼”的游戏。

一个族群的过去

彭玉英说的“我们”，就是在外人眼中有点神秘的疍民。

在中国历史上，疍家是个特殊的群体。对于该群体的形成，由于缺乏史料记载，至今也没有一个特别权威统一的说法。

有人认为他们是古百越族的后代；有人说，他们是56个民族之外的另一个少数民族；还有一种说法更有传奇色彩——“东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卢循顺海南下，失败后部下四散，有一部分乘船漂泊成为水上人家，从事打鱼、摆渡等职业。统治者们对他们‘约法三章’：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一千多年来，这种清规戒律延续下来，水上人家就逐渐演变成为特殊阶层——疍家。”

疍家在历史上被看作是“愚蠢不谙文字，不记岁年，朝夕惟局促舟中，所得鱼仅充一饱”的蛮民。《高要县志》卷二十一记云：“粤民视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挨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足局足脊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

至民国二十三年，尚有《查禁压迫歧视蛋（疍）民》的通令，内云：“各属蛋（疍）民，多有被人压迫，如禁止蛋（疍）民船只泊岸，遇喜庆事不许蛋（疍）民穿着鞋袜长衫，有病不准延医诊治，死亡不准抬棺柩上岸，娶妻不得张灯结彩，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据1937年的广州市人口调查统计，全市“疍民”有11万人，占当时人口的10%．由于长期鲜与岸上居民交往，疍家因而形成了自己以船为核心的独具特色的文化风俗。比如，曾经有过自己独特的服饰，喜唱咸水歌，碗碟等食具不得覆置，讲话最忌翻、沉、慢、逆等语。

一个村庄的诞生

建国后，政府鼓励疍民上岸定居。“那时（上岸）是强迫的”，彭伯告诉记者。这主要是因为习惯了水上生活，也有老年人为岸上的风水问题担忧，而且，一无所有的渔民们也无力应付在岸上重新建立一个家庭的花费。虽然如此，还是有不少活跃于珠江口的渔民听从政府的安排，陆陆续续在新洲江边一个点建起了住所。1966年，该定居点被命名为渔民新村，成为广州市一个崭新的村庄。

渔民新村位于海珠、黄埔和番禺的交界处，与小谷围岛相对，远离公路，没有公交设施。与该村相通的只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是村民在几年前集资修建的。该村目前共有近300户居民，1200多人。一条窄窄的“渔村大街”将该村分为狭长的前后两排。由于拥有的土地面积有限，前排的不少房屋实际上仍然是建在水上的，房间下面形成高高的“架空层”。村后就是大片茂密的香蕉田，“但是和我们无关”，彭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