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茂书：长江首漂的勇士

他完全按照一个成熟的探险家作了详细的准备，如果后勤保障能够稍微完善一些，他完全能够获得成功

不能让外国人抢先漂我们的母亲河。”

1985年5月底，当三哥尧茂江第一次听弟弟这么说时，他对这个在家中排行第八的幺 弟肃然起敬：“我们虽然是兄弟，但工作不在一个城市，彼此之间很少有思想交流，我很惊讶，很钦佩他有这样超出常人的志向。”

长江漂流中的尧茂书

一个人6年的梦想

在之后对尧茂书的许多报道中，有些地方被过于放大了，而有些细节被省略了，尧茂书被包装成一个充满爱国主义理想的冲动青年。而在尧茂江的眼里，他的弟弟充满了理想主义，但却不是一个冲动的人。

“很多报道在写我弟弟的事迹时，都只写，他是为了抢在美国人肯·沃伦之前，才一个人去漂流长江的。这样写有失偏颇，即使那个美国人不来，尧茂书也会于1986年去漂流长江，但是因为肯·沃伦来了，他才提前动身。”尧茂江说。

长江边长大的尧茂书，酷爱摄影，而且对探险充满了热情，他的摄影当时在乐山很有名气，尧茂江记得，弟弟所拍摄的 九寨沟很早就上了《四川画报》，那时候外界对这个地方还几近无知。1979年，尧茂书在他的工作单位西南交大的图书馆里看到一本美国《国家地理》，上面报道了日本探险家植村单挑亚马逊河的事迹。漂流长江的念头由此而生。他在写给尧茂江的信中提到，日本人能做的事情，他也能做。尧茂书选中的是自小熟悉的长江，全长6300余公里的世界第三大河。

决心既已下定，尧茂书便开始体能训练，每天坚持长跑，并利用假期到云南，西藏等地考察长江上游的虎跳峡、沱沱河水势。1984年春节，尧茂中用一条旧橡皮船试漂虎跳峡成功，此举大大增强了他的信心，因为虎跳峡是公认的长江中最难漂流的一段。这一年，尧茂书向朋友及家里借到4000块钱，到上海以1500元一艘的价格购得两艘橡皮船和一套潜水服，预计于1985年9月长江水比较小的时候开漂，但这个计划被一个叫肯·沃伦的美国探险家所打乱。

沃伦是美国著名的漂流探险家，1977年，当沃伦成功地漂流了恒河上游后，别人问他下一次的目的地，沃伦指着喜马拉雅山说：“只有山的那边，伟大的长江没有被人征服。”

1985年初，尧茂书得知中国有关单位已经将长江首漂权出让给沃伦时，他决心要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

1985年5月27日，尧茂书和三哥尧茂江携带两艘被命名为“龙的传人号”的橡皮船，一台16mm电影胶片摄影机，一台美能达相机，几十盘电影胶片以及吃住用品等乘火车离开成都，转道西宁，格尔木等地，最后搭乘货车、牲口等，于6月11日抵达长江源姜古迪如冰川，开始了他艰难而浪漫的旅程：单人挑战长江，写一本漂流日记，拍一部纪录片，出一本画册。

一去成永别

“1985年5月中旬，我的弟弟来找我，让我送他到长江源，因为他东西太多，一个人拿不走。”尧茂江有点犹豫，既担心他的弟弟，又担心单位不好请假。但和单位上一说，请假的事情竟非常顺利，领导对尧茂书的壮举非常支持，给了一个月假。尧茂江开始感觉到社会对长漂的一种支持的力量。

在姜古迪如，尧茂江第一次看到了大江源头的冰川，融化的冰水一滴滴汇合，最后变成溪流，变成纵横的河网。尧茂书被雄伟的冰川迷住了，在冰川中连拍数日。6月20日，“龙的传人号”从长江源下水，尧茂书预计，从这里开始，用100天的时间漂流到上海。

“我弟弟的漂流，并不是像许多后来的人想象中的那样蛮干，我们严格遵照国际规则，遇到非常危险的险滩，就沿水牵船，只要人船不离水，也算是漂流而过。”尧茂江说。

事实上，长江源头沱沱河一段的水势并不算急，源头刚下水的许多地区，他们最头痛的是因水太浅而必须下水推船，融化的雪水透骨冰凉，为了赶时间，他们还加班夜航。此外，漂流中遇到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有恶劣的天气，经常出现的食肉动物等。尧茂江见识了长江源的荒凉，一再延长陪弟弟的时间，一直到300公里的沱沱河漂完之后，才带着尧茂书的第一批拍摄成的电影胶片依依而别，顺着原路返回四川。同时，他的大哥暂时放下手头的小生意，采购了一批食品，预备在金沙江上游接应弟弟。

与尧茂江分手后，尧茂书的行踪就只能靠他的日记，以及每到一处能通电话的地方与《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记者的联络了。1985年7月16日，尧茂书漂过直门达，在青海玉树，他享受到了一次高规格的接待，沿途的人听说他的壮举后，纷纷像英雄一样迎接他。7月23日，尧茂书离开直门达，向金沙江进发。次日午后，藏民发现他的橡皮艇翻倒在江心的一块石头上。原计划在巴塘接应尧茂书并随尧茂书漂流采访的《四川日报》记者戴善奎，在得知尧茂书遇难确切的消息后，写下长篇报道《长歌祭壮士》，这篇报道在四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又被国内各媒体纷纷转载，更多的记者慕名来到四川，尧茂书的名字，像旋风般卷过中国。

英雄的归属

“那时候的社会还比较保守，一个人想要去做探险之类的事情，社会觉得你不稳重，不成熟，我的弟弟是打破了许多人的观念束缚的人。”令他难过的是，尧茂书历尽千心万苦拍到10多本电影胶片，尧茂江带回成都后，在请人带到北京冲印的过程中意外失窃，尧茂书的遗作因此未能面世。

尽管此前已经知道漂流危险，但在尧茂书的执著和热情之下，尧茂江，以及家中所有成员很少去真正考虑幺弟的生死问题，而是尽量地帮助他达成目的。后来看来，尽管尧茂书对自己充满自信，但他还是为这万一留了一手。“1984年他们新婚不久，爱人有了身孕，他当时提出为了不影响漂流计划而打掉孩子，现在看来，他已经为这一天做了准备。”尧茂江说。

对于尧茂江来说，如何为尧茂书善后是当务之急。他想请有关单位追认尧茂书为烈士，却没有回音，“政府部门的人认为，尧茂书又不是国家派去探险的，他是自己去的，因此他的死也不能算是为国家而死。”

一年多之后，峰回路转，随着1986年长漂成功和社会形成的长漂效应，尧茂中和死于长漂的另外几位青年被一起批准为烈士。随着尧茂书效应的扩大，在尧茂书出生生活的城市乐山，甚至立起了一尊塑像。

“1989年春天，我得知尧茂书被评选为‘80年代10大卓越青年’，我乘火车去上海领奖，被邀请到上海的许多大学演讲，第一场在复旦大学，听到尧茂书的名字后，在场的大学生表情一下子激动起来，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弟弟在当代青年中的影响力。”尧茂江回忆说。

十几年后，当尧茂江再次偶然到乐山去时，他突然发现弟弟的塑像被悄然迁到一个比较背阴的位置，原先的位置已让位于一个地产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