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赫章的日子

父母是地质队的职工，他们于1963年就随华东地质303队调到贵州去了，先是在水城汪家寨，后又到赫章铁矿山。我因为患小儿麻痹症后遗症，被我母亲寄养在外婆家。直到71年我小学毕业要升初中时，母亲才写信来叫我去贵州。此时父亲已从303队转到113地队，钻机还在铁矿山，队部却迁到赫章县城的一座山头上，有了家属区，生活相对安定了。

我和外婆去公社开出了探亲的证明，从福建连城的庙前（以前是村，现在是一个小镇）出发，坐汽车到龙岩，从龙岩换剩火车到漳平再转到江西鹰潭，再换剩上海到昆明的那趟列车直达水城下车。在福建出发时是九月中旬的天气，天气很热，列车到了贵阳还看有人买冰棍吃，到水城时哗哗地下起雨来，天气骤然变化，让我和外婆在车站冻了一夜。（我们不知道贵州下雨是赛寒冬的）第二天，去汽车站换剩汽车，那时水城没有直达赫章的班车（现在应该会有吧？贵阳到厦门的班车都有），去赫章还要先到威宁再转赫章。外婆背着我，从火车站出来，我们并不认识水城汽车站的路，于是一路上打听着去，在铁路上问了一位阿姨，那阿姨看了我们一眼就走了，但走了可能十几步吧，又折了回来，抢过外婆的行李，并一路指引着我们到了汽车站。事后，我们才弄明白，那阿姨先拒后帮的原因，因贵州称呼年轻妇女都叫“娘娘”（念平声），起先我叫她阿姨可能是没有听清。我们是如何向她道谢的，她又是怎样离开的，我现在没有什么印象了。

从水城上了汽车，一路上汽车在盘山公路上转来转去，我和外婆精神都很好，可能快要到父母身边了，与父母分开八年了，想到马上要见到在梦里都有些模糊的父母，心情是出奇的好，外婆原本会晕车的，到了这高原上，也许被我的情绪感染了，也许她也为就要见到分开八年的女儿，或是因为将女儿的儿子拉扯了八年就要交回到他的父母了，有了轻松感之类的，总之，她没有晕车了，而且与我一样，一路上吃零食不停。其实，说零食那时也没有什么零食。一是我们从衡阳车站买的卤猪肝，那时是二角钱一块（现在来说是很便宜的），我们买了五块，当时没有胃口，现在吃起来特别的香。二是我们在水城车站里买的大黄梨，肉多水甜个大，吃起来冰甜冰甜的，也很带劲。车在高原上走，公路两傍是荒凉的，很少见到有村庄，偶尔看到一两幢茅屋草棚，也挂个某某大队的样子，庄稼多看到的是玉米，有的就在一块山石上搭点泥土，也长出一株玉米，挂个小蕙，在秋风中贫瘠地站立着。车到下午才到威宁，我们要在威宁住一个晚上。第二天才有车去赫章。在威宁的旅社里，我看到一些人在火炉边烤马铃薯（后来我才知道贵州人叫马铃薯为洋芋），在福建，我听公社的人宣传说马铃薯如烹饪不当会有毒的，现在他们烤得半生不熟就这样黑咕溜湫地吃，我吓了一跳，而他们友好地问我吃不？我赶紧摇了摇头。和外婆到外面去走了走，看见卖梨的，按个数，一分钱一个，这么便宜？在福建似这样的梨，起码要一角钱一个，我兴奋地一下子买了十个，叫外婆吃，外婆也很高兴。到旅社时，我又请那些烤马铃薯的叔叔们吃，说便宜啊，他们直笑。大家围在火炉边，我听贵州话很吃力，也话不多，但气氛很好，大家很快就熟了，而且我也大着胆子吃了一个“洋芋”，真的与福建的不同，很香，虽然吃得嘴唇黑黑的。

在威宁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又坐上汽车去赫章。一路上还是在盘山公路上转，大约到午饭时分才到赫章，下了车，问清路向，我和外婆早忘记了肚子里还有一座空城，直扑在山头上的113队队部。见到父母自然有一番激动，激动得泪水直流，哭不出来也笑不出来，好一会儿才止住这种兴奋与苦痛的情绪。

我就这样来到了贵州高原上，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来到了这个地区的一个小山城。赫章县城很小，但听说是一个老区，当年红军长征时有路过的地方。我就要在这里开始我的新的生活。当然，首要的还是要读书。可是听说县里不收地质队的子女入学，要我们地质队自己办学。因此我在家里又呆了不知多久，在这段时间，正好和邻居们认识认识，一些小邻居们，他们将来有一些将要成为我的同学，他们也是教我贵州话的启蒙老师。例如我现在还与他们保持来往的张慧芳同学，现在是赫章的政协委员副主席，夏勇，现在是赫章的县委副书记，张磊，现在是赫章中学的校长吧，等等。

地质队要自己办学校了。我们的中学先是选在后河畔的一个山头上（后来迁到大操场，建起了砖混建筑的教学楼）那里用干打垒做了一间教室，一个图书室。教室的外面平整了一块地姑且做了一个操场。操场上自制了一个旗杆，一个双杠，这就是我们读书锻炼的地方。我的同学不多，全是本地质队的子女，有些就是邻居，老师也是地质队里抽出来的，他们教学经验可能稍差，但他们敬业，知识渊博，教了我们许多知识，说真的，我的整个小学都是在文革中渡过的，在小学除了学会几个拼音几个汉字外，真的没有读到什么书，那时要求兼学别样，一天到晚学工学农学军，正课极少上的。来到赫章，在地质队自己办的学校，相对单纯点，因此可以安静下来读书。我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第一学期教我们的语文老师用贵州话教，有些词贵州话的发音与普通话的发音是恰好相反的）成绩不是很好，但第二学期我的成绩就开始上去了，记得当时班上面成绩最好的是我们三个，小芳（我前面提到的张慧芳、张磊和我），小芳当了班长，很要强，成绩总是占前矛。我语文成绩稍好，稍稍占点上风。我们三个人总是比赛着把成绩往上冲，有时她占第一，有时他占第一，有时是我。那时因为我的语文成绩较好，（后来语文老师换了个钟姓老师，记得他是昆明大学毕业的，会讲普通话，我听得来，其时，这时贵州话我也基本听得懂了，只是不会讲或讲不平），课堂笔记记得相对详尽点，到复习时，同学们都爱借我的笔记去看去抄，有时也与我讨论，我也喜欢与同学们讨论，在讨论中，常常由我发言多，这样一举两得，既帮助了同学，而我又得到更好的复习。因而在考试中我应付得较为轻松，这些内容在我与同学不断的讨论中牢牢地深印在我的脑海中了。

学校有一间简陋的图书室，（后来迁到大操场，藏书多了起来）书不多，我记得我只看过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看过《鲁讯全集》里的几本，《呐喊》等，再就是《毛泽东选集》，但那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私下里，我母亲也爱看书，当时的一些禁书，如《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红岩》、《红日》、《敌后武工队》等，都在地下流传，在课余的时候我也偷偷地拿来看，有时一个晚上看到天亮。父母忙，平时买菜是交给我和弟弟一起去买的，我管钱，于是在菜金里偷偷地节约一点，几个月下来也节约了好些钱，弟弟爱看连环画，就分一点给他买连环画，我记得我买的第一本小说是《难忘的战斗》，也很好看，是讲剿匪战斗的。看多了，便自己也萌生了想写的念头，一次学校请了贵阳师范学院的政治部主任来给我们讲传统，那位主任姓胡，是一位老红军，他给我们讲了红军过草地的故事，我以他的故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寄到《贵州日报》，当时一位姓龙的编辑看了我的文章，特意从贵阳来到我家，以为我是一位大人，没有想到我却是一个初中生，对我大加鼓励。文章虽然没有刊用，后来过春节报社还给我寄了许多红军四渡赤水的年画，对我的鼓励可谓之大。所以那时我爱上写作并坚持到现在，与这种鼓励是分不开的。当然，我的同学是我的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特别是小芳，她也爱好文学，水平也是不错的，我们是邻居，关系很好（说真的，那时封闭得很，但我们毕竟一天天地长大，对爱情懵懵的，是不是爱情，现在说不准，但那时朦胧地似有那么些影子，在相处的日子里感觉生活很甜，日子很有意义，以为将来的理想也是很美好的），我写好后第一个总是给她看，希望她提出意见（当然更想听到她的赞赏，那时她的赞赏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也一次一次往外投稿，那时投稿邮资总付，不要钱的，但多数都是石沉大海，少量的得到一些编辑的退稿信，那已是如获至宝了。现在想起来，真的应该感谢那段生活。小芳不仅在文学写作上帮助我很大，而且在生活上对我也是很细心的照顾。我们从家到学校虽然很近，但我因双腿残疾，走路还是不方便的，特别是冬天下雪下凌，路面冻得坚硬且滑，我们教室从操场下去有一个小坡，那里如不小心经常会让我跌跤的，她很细心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跑回家拿来洋镐在坡上刨出一个个坎儿，这样我走下去时就不会滑倒了。

在赫章的日子，不算长也不算短，整整三年。这三年正是我长知识的时候，而且在那样特殊的年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好的环境，我很难想像我会学到什么。后来的情况更能证实这一点。初中毕业后，当时从福建去的老地质队员们刮起一股要回福建的风，我的父母（主要是我的母亲，她是福建连城人，很想回福建，我父亲是四川人，回不回福建无所谓，贵州离四川更近）也跟风回来。我们作为小孩，特别是我的弟妹，听说要来福建，高兴地跳了起来。我们跟风回到了福建，我在这里读的高中，可是那是什么读书啊，整个高中没有上几节课，依然的是学工学农学军正忙，不是学这些不好，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学生以学为主”，这个学，当以课堂知识为主才是呀。高中二年很快就过去，检验一下，学到的知识几乎是一片空白，然后是上山下乡，我因残疾，就失业在家。因此我很怀念在赫章的日子。

没有赫章的三年初中学习，我很难想像我会有今天的成就。这三年的学习，给我自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恢复高考后，我参加了学校的摸底考试，在文科类中我考了前五名，可惜当时县教育局硬是不让我这个残疾生报考，否则那年我们学校招了近三十名，让我考我一定会上线的。以后参加工作后，我才有幸报考了广播电视大学，学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成绩一直很好，在读书其间，我勤奋写作，不断地有文章见报，创出一点小名气，这都是有赖赫章三年的学习基础啊！

感谢赫章，感谢赫章的同学们，感谢赫章的山水，他们给了我这一生中最有营养的三年，他们充实了我一生中最关键的三年！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