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越抗美时我是班长

6月28日下午，同事老陈找到我，要我帮他写篇回忆文章，纪念援越抗美战争四十周年。

老陈叫陈平泉，是我们公安局的老警察，与我在一个办公室共事，今年五月光荣退休了。说来惭愧，我和他共事三年，又是老乡，竟然不知道他参加过援越抗美战斗。实际上，我们这代人都知道我国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却对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曾经秘密派遣一支部队援助越南的抗美战争知之甚少。下面，就是老陈讲叙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63年12月28日，我响应祖国的号召应征入伍，实现了童年的军人梦。这天下午，我们1200多名新兵在耒阳县武装部集合，每人背着一个背包，步行两百里到达耒阳火车站，乘座大闷罐车到衡阳。然后，我们的军列昼夜兼程，经广西黎塘，直达新兵训练基地茂名石油化工厂一个职工矿区，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1964年2月份，我和两个老乡刘德义、谭财政正式下到连队，我当标图员，刘德义个子小当电话员，谭财政到炮班。部队驻地在广东省水溪县坡心公社，连长是蓝瑞明，政治指导员是李乃云，副连长是顾富荣，副政指是张申，指挥排长是杨阿金。当年10月，部队转移到阳江，从此在汕头市外沙机场搞了一年生产。1965年12月，一个消息在部队悄然传扬，那就是我们可能要入越作战，但未正式通知。果然，1966年元月的上旬，连长顾富荣、政指张申突然召集全连班排长开会，要战士们做好入越作战思想准备，做国际主义战士。

几天后，部队奉命从汕头乘军车到广州，从广州火车站乘客车往广西南宁转移。车在耒阳稍停的片刻，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永别吧，我的家乡！”我们到南宁后，留在吴圩机场基地进行严格的战斗训练。当时部队思想教育工作抓得很紧，我们也认识到部队只有过硬的战斗技术和本领才能在战斗中完成任务，在训练中，同志们非常能吃苦。我记得有一天，“敌机”是空七军副军长刘玉堤驾驶的一架超低空歼敌机。我最先发现后，一边报告连长，一边指挥一炮手按我发现的方向捕住目标。训练结束后，不到半小时，刘副军长由杨月亭团长陪同乘坐一辆苏式吉普车到达我们连队。他当即就问：“刚才我驾驶的歼击机，是哪个班发现的？”连长立即指向我们班：“是那个新兵蛋子班长发现的。”副军长立即伸手握住我的手，问：“你是哪里人，多大啦。”我立即行军礼报告首长：“我是湖南的，今年20岁。”他啊了一声，了不起，是毛主席家乡的。

1966年10月，我们部队秘密地换穿没有军衔的越南式军服，改称中国后勤部队31支队329大队，正式支援越南。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为了援助兄弟和友好邻邦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正面临各种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定援越抗美，无疑是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

我们部队负责支援越南抗击美国飞机对越南北方的入侵任务。10月15日，我参加全团隆重的宣誓大会后，随团从广西凭祥经友谊关挺进越南，沿途的党政军和当地的老百姓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离开了祖国奔向战场的时候，我的心里真是有点紧张，但沿途看到越南人民流离失所，到处是民房残墙断壁、炸弹坑后，一股国际主义的豪情涌上心头，我决不能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经过一夜行军，我们早次日天亮前到达越南外苏地区，连队接替28团某阵地在一个小山顶上高度有100多米高，满山是棘丛和蒿草，走起路来很困难，火炮是从山后用人工大绳一点一点地拉上山的。越南属于亚热带气候，气温高达38度左右，且湿热多雨，部队住的是茅草搭起的草房，虽然在丛树林下，但是闷晒得象个大蒸笼一样，晚上床板都热得烫手，疲劳一天也无法入睡，战士们只好任凭蚊虫叮咬，钻到床板下去睡。来自北方的战士不能适应潮湿的环境，洗澡困难，大多患上湿疹、皮肤病、腋下溃烂，身上长癣，开始是小红点，后一圈圈地扩散，越挠越痒，钻心的难忍。随后，频繁的战斗打乱了我们吃饭的规律，炎热的天气只能喝稀饭，使许多战友患上胃炎、胃溃疡，潮湿染上关节炎，这些胃病、关节炎几乎伴随了大多数战友的一生。

当时我只是一个两年多军龄的战士，没有实战经验，对如何指挥一个班打仗心中无数，对美国使用的雷公式的F—105和鬼怪式F—4先进飞机也不了解。记得头场战斗，29团2连连长不幸被美帝国主义的炸弹击中牺牲。听说战友伤亡的消息，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怒火满腔，反而一点也不怕了。一个战友倒下去，千万个人站起来继续战斗！为了给战友报仇血恨，我带领全班和兄弟连队协同作战，共同击落美F—105机一架，F—4机两架，击伤两架，心中好不痛快。考虑到敌人受到沉重打击以后，一定会疯狂报复，我们的部队立即转移到外苏防区，执行新的战斗任务。在入越作战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战斗，是1967年4月24日下午4点，天气非常酷热，当时我们全班挤在猫耳洞里休息，我汗流浃背睡不着，就从猫耳洞里出来透透风，我揉揉眼睛和大阳穴后下意识往阵地的四周扫视一下，突然发现32方向一大批敌机向我防区直接飞来，距防区大约10万米左右。我立即叫醒全班进入一等战斗状态，令一炮手方向盘打往我所指定的方向进行搜索。一炮手迅速捕住了目标，并确认是敌机。同时，全连也进入一等战斗状态。这天敌机是战争升级，美称“雷明”行动，出动F—105机、B—52F机、F—4机高中低结合混合编队朝我阵地扑来。当敌机进入我军火力范围后，连长一声令下，顿时炮火声、炸弹声交集一块。那次战斗非常激烈，敌机当场击落4架。他们不甘心失败，重新编队后返飞回来，又对我防区进行狂轰滥炸，什么两千磅炸弹、子母弹、麻雀3导弹乱投一弃，真是硝烟弥漫。突然，一位战友发现我的裤子有血。我说：“不要管我，快多准备炮弹。”我忍着伤痛继续带领战士与敌人对打了一个多小时。战斗结束后，我嗓子都哑了，但我方无一伤亡。大概是白天吃了败仗，当天晚上美国飞机来了报复，幸好我们作了充分准备，在雷达探照灯的大力配合下，与兄弟连队协同作战，以85炮37炮高射机枪的顽强火力，打得美机狼狈不堪，当场击落一架F—4、F—105一架，其中有一架好象掉到了海里。第二天，我们在连指导员张申同志的带领下去拾飞机残骸，发现飞机是落在一块稻田里，扎进田里有四五米深，冲击出40平方米长方大坑，坑底是一架巨大的发动机，其它机身等物都溅落在周围的山头上和草地上，飞行员的一条腿和皮鞋连在一起，身体残骸和土混合在一起落在山上的小树林中。这时，各连队都赶来争抢战利品，我在乱草中惊喜地捡到一支左轮手枪，心里非常高兴，上交给部队，受到首长表扬我。在1十个月的轮战中，我们329大队共击落敌机92架、击伤130架，取得骄人战绩。但是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牺牲，有近百人身负重伤，有59位战友至今仍长眠在异国他乡。

中国空军高炮部队的英勇壮举，受到了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越南人民军的高度赞扬。胡志明主席曾亲口说过，不论那个部队打了美国敌机，凑满1000架，我将亲自去慰问。遗憾的是，由于多种原因，后来胡志明主席没有来，他委托范文同总理来了我们部队慰问，并向每一个参加援越抗美的中国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状。他饱含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派遣自己的优秀儿女与我们并肩作战抗美，发扬了高度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越南人民是重大支援和巨大鼓舞，你们的恩情越南人民将世世代代铭记在心中。”我记得范文同总理给我们的慰问品是每人一条越南香烟和4斤白糖。我个人在援越抗美战争中因为表现突出，被评为“五好战士”，荣立三等功，并光荣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整个援越抗美行动是在1973年8月结束的。我国援越部队共对空作战2153次，击落美机1707架，击伤1608架，有4200余名指战员负伤，1070余名指战员牺牲并安葬在越南的土地上。1968年5月13日，越美两国政府在巴黎开始谈判。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期间，我国还无偿地向越南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和作战物资，其中有飞机170余架，舰船140余艘，坦克500余辆，汽车1.6万余辆，火炮3.7万余门，枪216万余支（挺），枪炮弹12.8亿余发，并为越南军队培训了各级指挥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6 000余人、飞行员和机务人员200余人、汽车司机和修理工1万余人，为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取得完全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所在的部队是1967年5月26日结束轮战任务的。当天下午6时，我们戴着中越友谊纪念章，在人民群众的欢呼声中进入友谊关，胜利回到了祖国。在广西吴圩机场驻地，全军召开了隆重的庆功大会，韦国清、黄璞、刘玉堤等首长亲自看望慰问，我们连队荣获集体三等功。回国后不久，我所在的连队随团转移到广西。1968年5月，我被提升为排长，调往兰州组建兰州空军高炮14师，一呆就是10年。1978年8月，我由一名连长的身份正式转业，回到我的故乡湖南耒阳，被分配到耒阳市公安局，当了一名普通警察。几十年来，我把这段光荣的历史深埋在心中，从不与外人提起。最近，我退休了，进入垂暮之年，我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告诉年轻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