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年轻的时候在战友歌舞团当演员,曾在62年4月至63年2月到西藏做慰问演出,沿途一些见闻逸事,与今天大家所见所闻的西藏已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次回家探亲,我又和妈妈聊起了她们那次艰苦的行程,将其笔录下来。这是百分百的真实经历,没有一点点水分,不过因为我对历史总是不大感兴趣,也没来得及查资料,而我妈讲得也因年代久远,难免有错漏之处。如果哪位朋友知道详情的,请指正。
为了便于叙述,以下用第一人称。而文中的“我”,便是我亲爱的妈妈。
我们是62年到西藏去的。那时接到了慰问青藏路沿途兵站的演出任务。除了我们战友歌舞团的,还有总政和海政的一部分。说相声的常宝华、常贵田叔侄俩以及当年一些挺有名的演员也在此列(但对你们这个时代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了)。我当时的节目是唱西河大鼓,还兼着报幕。因为行程太远,太艰苦,所以我们尽量都是挑曲艺、杂技、唱歌一类要求行头比较少的节目带过去。
坐火车沿河西走廊而上。到红柳园便没有火车通了。西藏军区从格尔木派了十几辆军用卡车来接我们。因为当时西藏的叛乱刚刚平息不久,还有残余的叛匪势力。我们的车头和车尾都架着重型的机关枪,前面和两面都有摩托车护卫。我们就坐在卡车后边的大蓬子里向西藏出发了。那时的青藏路都是沙石路,不象现在的柏油路。有时一天之内,时而大雪纷纷,时而艳阳高照,时而又冰雹横飞。。。有时狂风来袭,我们就用军大衣兜头蒙住自己,但风过之后,靠外边的人还是连鼻孔里都是泥沙。
我们演出都是用汽灯照明的,到了五道梁,因为气压不够,连汽灯都点不着了,只好打开卡车的车灯照着我们的临时“舞台”。而高原反应也很快随之而来,几乎每个人都头痛欲裂,老得用止痛片来顶着。沱沱河被我们叫做“头疼河”,因为到了那里反应是最厉害的。但好在也就仅限于此了,并没有人引发更严重的症状。
记得进藏的第一站是安多。一到那里,他们就告诉我们,快去看热闹吧,今天有人结婚。我们就跑去看。到了才知道,原来竟是父子俩娶姐妹俩,而且是一起举行婚礼。这可让我们觉得太新鲜了。说是婚礼,其实什么仪式也没有,就是一堆人将新人送来,我们跟到帐篷里一看,中间支着一口锅,煮着酥油茶。靠一边的角落铺了多半人长的一块氆氇,旁边是一个箱子。另一边的角落也铺着半块氆氇,一个箱子。而这两块氆氇,就是两对新人的婚床了。我们都很惊讶,父子两人和各自的妻子(还是姐妹)共处一帐,连块帘子也不搭啊。我们当时就觉得十分的不可思议。也觉得很好玩很新鲜。
其实当时我们男女演员也是共居一帐的,那是那种大的毡房。男的靠外边,女的靠里边,中间就是我们的行李背包间隔。没有床,只是木头板子搭了一层。我们一路上那么久的时间里,谁也没有脱过衣服睡过觉。别说洗澡,能洗把脸都很不错了。等到达拉萨,我们迫不及待地到西藏军区洗澡,搓下的泥量之多都让自己吃惊。第二天,安排我们到大昭寺去参观,当看到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塑像时,给我们介绍说,这尊文成公主的像,就是她当时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跋涉来到西藏之后,洗澡洗下来的泥塑成的。我们听了不禁相对莞尔,想着自己昨天那些泥也够塑自己一个半身塑像了吧。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哲蚌寺里的蝎子洞,里面蠕动着很多很大的蝎子和蛇,白骨森森,十分恐怖。我只看了一眼就浑身发冷,赶紧把眼睛蒙住了。据说犯了寺律或有罪的僧侣就被活活地丢到这个洞里来,叫蝎子和蛇蜇咬而死。里面的尸骨如山,不敢想象有多少人这样痛苦地死去。到我们去的那年,已经在共产党的管制下有所收敛了,但依然没有能完全被禁止。
而拉萨当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它的随地“拉撒”。刚去时不知道,走着走着,就看对面来个女的,突然把袍子一转,“呼啦”一下就蹲在地上了。陪着我们的西藏军区文工团的人告诉我们,那是撒尿呢。我们开始还觉得惊异和不好意思,后来就司空见惯了。男人更是如此,而且是将袍子撩起来,里面什么不穿,有时偏偏正冲着你,简直让人躲都躲不及。那时我们演出完之后,得把一些铺出去的线卷回来。但这个活就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干。因为在露天的场子上,我们在上面演出,那些下面看的人都是坐在哪就随便拉撒在哪的,所以每次散了场,屎尿遍地。后来没办法,只好一个人打着手电,一个人来卷线。到我们离开拉萨的那天,我们团里的几个人一起想在拉萨在转转,往八角街而去,一路上碰上了两个“呼啦”。团里的那个叫徐成的就说:“拉萨拉萨,随地拉撒,今儿个咱们出来,碰上了俩。”正摇头晃脑呢,前面立刻就又有一个女的过来,一个“呼啦”就蹲在了我们面前。那条路又窄,弄得我们笑了半天,都说徐成你得改词了,不是俩,是仨。
到我们演出的任务完成得差不多时,中印边界反击战开始了。我们被留在拉萨待命,因为可能随时派我们到前线去慰问演出。那几天便比较悠闲,而军区招待所的后门出去就是拉萨河。每天没事就到拉萨河边去走走,看看河边美丽的风景,聊聊天什么的。后来有一次发现从上游飘来一些奇怪的东西,定睛一看,妈呀,竟然是一条人的大腿,然后还有其他部位顺流而下。西藏军区的人告诉我们,西藏是有天葬和水葬的,天葬就是到专门的天葬台,把人的尸体都剁烂,让鹰鹫吃掉。而水葬就是把尸体碎掉之后扔进水里,让鱼吃掉。而当时,我们简单的伙食里面,我们最爱吃的就是从拉萨河里打捞上来的一种黑皮的鱼,但打这以后,我们再也不吃了。拉萨河边也不敢去了。
我们那时在拉萨时给班禅和当时的政府领导演出,然后还开舞会。开舞会时,要把每位有头衔的人都介绍一遍。当介绍到噶厦政府的官员时,其中有一位女的,穿着料子衣服,梳着两条大辫子,但并不漂亮。介绍她时说,这位是高级妓女。我们立刻面面相觑,交头接耳,都以为自己听错了。而且是每次有什么活动仪式一类的,都有她参加,俨然是官员里的一份子。如果不是真的了解“妓女”这个词汇的意思的话,我们会以为这是某种官衔的名称呢。
在参观旧噶厦政府的罪恶展的时候,我们亲眼看到那用人的头骨做的碗,还用金子镶着边。人皮鼓做的十分精致。还看到了一张非常完整的人皮。据给我们介绍说,当时为了得到一张完整的人皮,他们会把活人的脑门上开一个洞,然后用滚热的酥油浇进去,整张人皮,连同指甲在内就揭下来了。真看得我们头皮发麻,不知道这样残忍的东西怎可以是人这种动物想出来的。
在给班禅演出时,海军里面有个姓陈的女孩,是演杂技里面的抖空竹的,有两三次都手一抖就把空竹给抖到台下去了。而班禅他们就坐在最前排。好在没有出什么意外。下来我们就开小陈的玩笑,说你怎么搞的,万一要是把那个耳朵里面好多泥的给砸着怎么办哪,边说边笑。我们在下面总是这样称呼这位叫“额尔德尼”的班禅的。不过按照国际惯例,杂技里面三次失误都不算失误的。所以倒也不会上纲上线,不会怀疑小陈有谋害班禅之意。
在这之间,我们还去过亚东,那里的景色真是绝美。和不丹(锡金?)的边界上只有两堆石头算是分界点。有趣的是,在路上碰上两件事。一次是在一条河边,车过不去了,那些男同志就下来抬些箱子先过去。没想到河边水里居然有两个藏族女的,互相撩水嬉戏。就把自己的大裙子一掀一掀的,你撩来,我撩去。裙子里面什么也没穿。结果那些男的抬着抬着都不动了,站在那看得目瞪口呆。队长一看,急了,就大声呵斥那两个女人,怎么这么不害臊。没成想那两个女人越来越来劲,玩得更欢更开心了。让队长无可奈何。还有一次,路过一片青稞地,有个藏族男人正在地里干活。可能干得热火朝天,就把大袍子撩到腰上边,别在肚子上。下边也是光光如也。我们车上有个西藏军区文工团的,藏名叫多吉的,会说藏话,就在车里问他:“你不觉得难为情吗?”那人说,“不觉得啊。”还说,“你们汉人穿裤子才浪费呢!”搞得我们又笑了半天。
后来我们就被派往前线了。我们是和11师同行的,方向是藏南的错那和达旺。这次走的就已经不叫路了,斗大的石块当道,车轮照旧往上碾着开。出了拉萨的第一天,我们整天都没吃上一顿饭。走到半路,过一条河,传下话来让男同志下车走过去,女同志留在车上。我们那辆车上的副队长,不知道谁给了他一大块熟的马肉,让我给拿着,他就下车去了。我们在车上坐着等,遥遥无期地等待着,个个都饥肠辘辘。本来我们是十分厌恶马肉的,觉得怪恶心的。这时却觉得手里这块肉的香气一阵一阵地往鼻子里钻。我就说,要不我们尝一点吧。就扯下了一块肉丝吃了。哎呀,一吃不要紧,真是好吃极了,好象这一生都没再吃过这么香的肉了。马肉的肉丝十分粗大,我们就一条一条地扯着吃,很快就把那块肉吃得只剩下一小块了。我赶紧说,得给副队长留点啊,要不一会没法交代。后来副队长回来时,我们十分内疚地告诉他,马肉被瓜分得只剩了这一点了,他便接过来爽快地说,行啊,有一点就好啊,说完就扔进嘴里去了,还抹抹嘴说:真香!
一路上风餐露宿,真是艰苦异常。那时已经是十一、二月份了,很冷。有次早上起来,睡在最靠外边的老邓眉毛胡子上全是白霜,帽子也被冻在头发上拿不下来了。我们都大笑着叫:快看,圣诞老人来了!圣诞老人来了!
等到了达旺时条件才好一些,我们住的都是印度兵的木头房子,有床有铺,已经很满足了。那时,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我们已经把印度兵打过麦克马洪线以南好远了。据说麦克马洪是个英国人,这条线是他划出来的,我们虽然一直不予以承认,但基本遵守。但这次印度就侵略到线北来了。
我们在达旺遇见了当地的一个小活佛,只有十六岁。他曾多次给周总理写信要求还俗,但总理没批。他穿得很时髦的,那时我们都没见过羽绒服,他就穿着一件,盖的都是羽绒被。每次大批藏民赶来让他摸顶,他就用毯子把全身盖起来,坐在上面,只露支胳膊,也不愿意给他们挨个摸,就拿把佛尘一样的刷子,哗啦一刷,就算了。等感激涕零的信徒们一走,他就把毯子一掀,用汉话骂一句:去你妈的吧!
他汉话说得很好,和我们都很熟,爱玩爱吃。我们那时用罐头烙馅饼,怕他吃素,就专门用鸡蛋粉给他烙了素的。问他吃肉的吃素的,他毫不犹豫地说:肉的!一吃就吃十来个。经常找不到他,不知道到哪玩去了。
达旺那里的风景很美,空气清新,我们来的时候还路过一片原始森林,遮天蔽日的,美得令人震惊。达旺那里的藏民是门巴族,带着一种奇怪形状的帽子。
我们在达旺也给印度俘虏兵演出,那时每天看他们吃完饭,好多俘虏兵都拿着个啤酒瓶子朝后面的山上走去,不明白他们是干什么。满山都是那酒瓶子。我们有个业务助理叫小杨的还说,他们难道喝点小酒也要跑到山上去?要不我跟上去看看吧。后来还是把我们随行的翻译叫来问,才知道那些印度兵是到山上去方便的,啤酒瓶子里盛的是水,方便完了用水冲洗。而且,他们讲究的是左手是佛手,是不能沾这些凡尘赃物的,这只手一般不用,右手是凡手,吃饭是用它来抓着吃,吃完也用它来清洗秽处。我们都笑得弯不起腰来,说小杨你幸亏没跟着去啊!
俘虏里也有高级官员,还绝食呢。还有很多父子兵,兄弟兵。那都是很多印度的有钱人自己不愿意服兵役,就出钱请这些穷人来当兵。所以对这些人来说,这是他们赖以养家糊口的一种职业。他们的服役时间长,技术比我们熟练,但有一条,他们怕死,所以很快就溃不成军,被我们打得淅沥哗啦的了。
但我们也损失惨重。据说,这次已经是所有战役里面死人最少的一次了。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经牺牲的人数是八百多人。那时我们去前方演出,到一个空降场的地方,天已经很黑了,当下现扫雪搭帐篷。因为我是党小组长,所以睡在最外面,就在帐篷的口上。第二天,我们那个队的另一个男的就跑来问我:“你昨天晚上不害怕吗?”我说怕什么呀?他就指着门口的一辆辆的大卡车,上面装满了一摞摞用毯子包着的东西,排放得很整齐。原来都是我们牺牲了的战士的尸体,是准备把他们运回我们领土那边埋葬的。本来每个人都有多少长的白布来包着的,后来死的人太多了,只能用印度兵的毯子来包。我们到那的时候也发了一条簇新的毯子,后来又收回去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毯子都不够用了。
跟我们团一起来的一位北影的记者也在那里牺牲了。当时印度那边的飞机来扫射,他偏跑去照相采访,结果被射中了。也和那些牺牲的烈士们埋在同一座山上。那座山上,漫山遍野都是密密麻麻的墓碑。我们临离开那里时,还专门到他的墓上去告别。我在那儿的好多相片还是他给照的呢。我们大家一起来的,他却一个人留在这里了。
回去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想走康(西康)藏路的(也就是现在的川藏路),但因为冬天封了路,只好还是绕原路返回。走出拉萨的时候,我们那辆车坏在路上了,而我偏偏又把自己的大衣让给了一位年纪大的演员,天冷得象刀割,结果,就那一个下午,我就得了关节炎,从此落下了永久的病根。没想到,后来文革的时候,那位老演员还出来斗我呢。我就很后悔为了这样一个人得了关节炎,多不值啊。
历经了九个半月的难忘行程之后,我带着如藏民一般黝黑的脸庞回到了北京。你哥哥那时还很小,见到我管我叫“阿姨”,我不禁百感交集,泪如雨下。
后记:
我一直很羡慕妈妈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尤其是她这段有关西藏的经历,和后来抗美援朝时,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在枪弹横飞的真正的前线去历过生死。直到后来,我自己也去过了西藏,心里才稍微地平衡了点。不过,我看到的西藏和妈妈看到的西藏是完全不同的。那时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了。但她的经历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一直对西藏充满了好奇和向往。我将她的一些经历片段写下来,也是因为有的画面比较有趣。其实,一个民族的荒蛮或文明到底是用什么做界线的呢?我到是觉得那两个在河水中嬉戏的女子十分的可爱率真。但是那些关于剥人皮的和蝎子洞则让我感到恐怖和窒息。
当然,我并不赞成随地拉撒。 :)
不过,我想,不管世界怎样改变,不管时光如何变迁,不要让文明遮蔽了我们心灵的敏感和温情。让我们在山山水水中安放一些现实的浮躁,在浪迹天涯的足印中寻觅自己歌吟的声音。边走边唱,边走边体会风的快乐。